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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Admin 周二 十月 18, 2011 4:48 pm
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作者：秦岭（achineseworker@gmail.com）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土地逐渐包产到户，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几年，因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而农产品提价，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非立即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还需要额外收入来补给家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九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潜力已到头，税费的增加逐渐给农民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年，国家开始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兴办企业。这些地方逐步成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成为了工厂产线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进入服务业。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验，在外打工，只是“额外创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厂工作的高强度，无保障与低工资。他们并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结婚年龄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后，就会在家呆上几年，直到小孩读书，过低的务农收入迫使她们再次外出……有人打了几年工挣了点小钱，就尝试创业；有的年龄稍大无法入厂了，就回家种地。总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与农村有着血脉联系。
发表于: 10月 17, 2011 1:30 am 发表主题: 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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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作者：秦岭（achineseworker@gmail.com）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土地逐渐包产到户，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几年，因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而农产品提价，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非立即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还需要额外收入来补给家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九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潜力已到头，税费的增加逐渐给农民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年，国家开始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兴办企业。这些地方逐步成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成为了工厂产线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进入服务业。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验，在外打工，只是“额外创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厂工作的高强度，无保障与低工资。他们并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结婚年龄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后，就会在家呆上几年，直到小孩读书，过低的务农收入迫使她们再次外出……有人打了几年工挣了点小钱，就尝试创业；有的年龄稍大无法入厂了，就回家种地。总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与农村有着血脉联系。
90年代之前，沿海工人的抗争记载很少，暂且不提。本文重点论述九十年代以后，沿海工人的生存与抗争。论述的事实基础，首先来自劳工服务NGO的经验感受，其次取材于笔者对珠三角产业工人的系列访谈。沿海私企工人阶级（以下简称沿海工人）的形成，它的生存与反抗，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工业发展、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将分阶段予以总结，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1. 92－03年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激励了官僚阶层和新生有产群体进一步投入到资本主义建设中。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私营企业也获得发展。而此时农村矛盾开始凸显，越来越多人开始进入城市打工。
1.1 工人生存状况
这一时期的沿海工人生存状况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环境很糟糕，工伤、职业病频发，甚至经常发生火灾之类的重大职业灾害。1990年以来，广东省“三资”和乡镇企业火灾损失占全省火灾总损失的一半以上，1994年1－8月，全省发生火灾869起，死亡133人，伤153人 。1993年11月19日，深圳智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名工人被烧死；1993年12月13日，福建省高福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61人；1994年6月16日，珠海市前山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93人；1996年，1月1日，深圳市胜立圣诞饰品公司发生火灾，死亡19人，受伤37人。 这还只是官方媒体报导和记录的很小一部分。这么多重大职业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为了追逐利润，漠视工人生命。同时，国家一味强调招商引资，几乎没有任何监管。
2）工资低，实行计件或包月制，克扣、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笔者曾在长三角某工业镇呆过一段时间，当地的羊毛衫行业，甚至一年发一次工资，每月“借给”员工生活费二、三百元不等，年底结算全年工资。这个问题，在建筑行业尤为突出和严重。
3）超负荷加班，休息少，劳动强度大；管理粗暴，打骂员工的现象普遍。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更是成为一纸空文，几乎没有得到执行。
1.2 隐蔽的反抗
这一阶段，因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国家机器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工人，使得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打工遭遇种种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暂住证制度，对于“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常工作）进行清退和遣散回家。公安部门及相关的治保人员利用这一制度，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办证、拘留、罚款和强迫劳动——从外来务工者身上榨取了大量钱财，并造成无数悲剧。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迁徙自由，时刻担心被遣送，一旦找到工作，即便待遇很差，他们也会相对稳定地做下去，因为打工好歹比在家里种地挣钱多。一位工人如是谈到他92年在深圳打工的经历：“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块钱，那个时候在家里种地最多搞得到三四十块钱，打工就比在家里好得多。”
出于上述原因，工人阶级对有产秩序的反抗，往往表现为工人与管理之间的个体激烈冲突。有的管理人员在上班时间打骂、侮辱工人；工人在车间，或厂外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报复或威胁，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笔者访谈的一位92年来深圳打工的工人说道：“以前很多管理、老板打人的，有些打你（工人）打得缺胳膊断腿，最后还不是都打到自己头上。我以前遇到一个老板，很缺德，他不把你打工的当人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最后还不就是被人操刀砍了嘛。……不过他后来还是跑掉了，如果不是跑掉了，那肯定就被砍死了……最后还是放过他了嘛，工人也不想闹大嘛，毕竟还是胆小的。”另一位工人说：“那时候管理人员凶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人、骂人，下班了他们走在黑暗的地方，就被人（在头上）罩上东西，狠狠地打一顿。”
正因为如此，工人的反抗才显得相当隐蔽和间接。在工人中有很多关于“同乡会”、“黑社会”发动罢工的传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正式组织”确实对组织工人集体反抗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对自身力量缺乏自觉和自信——即便罢工成功了，也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黑社会介入），而不是完全由工人自身的反抗促成的。
1.3集体抗争
这一时期的集体抗争，主要发生在待遇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形式多种多样。2000年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局的一篇文章如是总结当时的罢工形式：“第一种情况是集体罢工、集体上访的，这种类型占案件的绝大多数。第二种情况是越级上访。第三种情况是集体冲关。第四种情况是手持横标、打着小旗等形式进行游行示威。第五种情况是因法院依法查封工厂而引起工人的集体停工和集体上访，这种情况比较多。”
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工资低，拖欠克扣工资、强制加班、管理粗暴等。有数据表明：“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受理的3607件外资企业的工人投拆中，有1114件是因为工资低。”
93年3－5月珠海三资企业工潮简介
93年3月31日－4月5日，珠海佳能发生罢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在3月9日05月23日，短短75天内，全市共10家三资企业先后发生12宗罢工事件，直接参与罢工的共有7263人次。
这次工潮集中发生在外商独资企业，尤其日资和台资企业，有十家企业发生了十二次罢工，外商独资占八家，其中日资四家，台资两家，港资与澳资各一家，另两家系台商承包的企业。罢工涉及面广，有六家公司是全厂职工集体罢工，罢工的要求都是加薪，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有的对加薪幅度要求过高，有三家公司要求加薪幅度达到50%。
据说“佳能员工的薪资与福利待遇在珠海三资企业中是最好的。以月薪为例，最低为工人620元，管理人员884元；最高1300元。”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好工厂”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呢？
）物价涨幅高，加薪幅度低，珠海市93年第一季度物价的涨幅为22%，而此次外资企业的加薪方案普遍不到10%，引起工人的不满。
2）劳动条件差，加班过多。有的外资企业超时加班加点。如裕元工业公司前山鞋厂经常超时加班，五月份上半月每天连续加班超过四小时，有时工人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厂方还不提供夜餐，工人疲劳不堪，引发460名工人停工抗议。有的公司车间不通风，有害气体影响工人健康。
3）不少外资企业工人生活条件差，尽管珠海市要求企业开业要有配套的职工生活设施，但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职工宿舍，工人要租房住，房价高，只能多人挤一屋，有的十多人住一屋，睡双层铺，有的两人睡一床.拥挤不堪，阴暗潮湿。每人每月要花住房费50～100元，而公司只给补贴二三十元，有的职工反映食堂伙食差，用水困难。
结果：市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工人先复工后谈判，工厂改变不合理制度，说服了工人放弃高于当地最低标准的“不合理”要求，要求公司调整或增加了工人的房租、伙食、交通补贴。这些做法使三资企业的罢工浪潮较快平息下来了。
上述案例，算是比较成功的主动抗争。而同一时期的罢工，更多的则是被逼无奈之下的反抗。
2. 03－07年
.1背景介绍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原有的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限制工人自由流动的《收容遣送条例》。从此农村户籍的工人，也能相对稳定地留在城市工作了。这样工人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城市稳定工作、定居。同时04年开始的“民工荒””（即低薪产线岗位需求增长），让工人发现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权益受损，也就更容易行动起来。
随着抗争的增多，工人的基本状况有所改善，相对90年代，部分行业的劳动强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规模的电子厂，不再拼命加班，一般来讲每天加班不超过3小时，但仍然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关于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 。工伤职业病的情况有所改善；90年代比较突出的管理人员打骂员工、体罚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
01－07年GDP年年大幅增长，03－07更是保持两位数以上的记录（见表一），同期工人工资上升却很慢（见表二）。以深圳为例，01－04年，特区内最低工资增加仅36元，特区外也仅40元。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工人们，要靠不停的加班加点，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一旦有了抗争的空间，他们会创造另一种奇迹。
表一中国2003－2008年GDP增长率
年份 GDP增长率
2001 8.3%
2002 9.1%
2003 10.0%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0%
2008 8.9%
表二 深圳市1999－2005年最低工资标准
年度 月工资（元/月）
特区内 特区外
2001 574 440
2002 595 460
2003 600 460
2004 610 480
2005 690 580
2006 810 700
2007 850 750
2008 1000 900
根据当时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原因：
在工人的不断抗争之下，加之经济形势良好，国家被迫制定较高的工资标准，以安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05－08年工资有较大增长。可是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工人的物质待遇有了明显改善。任何一个有沿海打工经验的工人都会告诉我们：虽然工资涨了，可是物价涨得更快——每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前，附近的房租、快餐，日用品价格就已经涨价了，并且往往超过工资上涨幅度。而且仍然有很多中小规模的工厂，甚至没有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工人的抗争并没有因为名义工资的提高而停止，而是走向另一个开始……
这一阶段，工人积累多年的怒气，倾泻而出。工人的抗争开始走向集中爆发。04－06年之间，是外资工厂密集爆发工潮的时期。成规模、有影响的罢工，多半发生在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大电子厂。原因如下：1）这类工厂效益较好、利润较高，相较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工厂，它们更有条件改善工人待遇；2）这类工厂的工人，也因了解工厂利润的内情，而更有信心争取改良；3）尽管这类企业工人待遇相对较好，但与企业的较高利润相比，易于激发工人的不公平感。
这一时期罢工的主要特点：女工为主，多是无组织的自发工潮，经常采取堵路、示威游行、堵政府大门、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罢工往往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04年深圳日资友利电厂一万六千人大罢工 ，采取了堵路、集会的方式；04年10月深圳海燕厂三千多名员工罢工堵路；04年4月长营厂5000员工因劳资纠纷集体罢工，冲击南头关 ；几乎是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台资兴昂集团旗下四家东莞鞋厂工潮、伟创利罢工、飞煌罢工、艾美丽罢工、宝信厂罢工、爱默生罢工……在这一波罢工中，各工厂互相激励，互为呼应。这些罢工的消息多半被封锁，但工人的行动和觉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吸取，没有很好的案例可效仿，工人抗争表现得颇为即兴而暴烈。政府暂时也欠缺处理这种突发而剧烈的大罢工的“成熟”经验，在这一阶段工人集体抗争事件中，政府采取的是高压，乃至直接镇压的角色。几乎稍有规模的罢工，都会遭遇大量警力。它们内容庞杂，包括武警、公安、防暴部队、治安巡防、民兵甚至交通协管。他们的作用不仅是为了从精神上震慑罢工工人，还会对工人进行暴力打击。堵路、示威游行现场，“警察打工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有时还会逮捕带头工人或不听话的工人。
作者：秦岭（achineseworker@gmail.com）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土地逐渐包产到户，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几年，因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而农产品提价，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非立即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还需要额外收入来补给家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九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潜力已到头，税费的增加逐渐给农民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年，国家开始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兴办企业。这些地方逐步成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成为了工厂产线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进入服务业。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验，在外打工，只是“额外创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厂工作的高强度，无保障与低工资。他们并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结婚年龄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后，就会在家呆上几年，直到小孩读书，过低的务农收入迫使她们再次外出……有人打了几年工挣了点小钱，就尝试创业；有的年龄稍大无法入厂了，就回家种地。总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与农村有着血脉联系。
发表于: 10月 17, 2011 1:30 am 发表主题: 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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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作者：秦岭（achineseworker@gmail.com）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土地逐渐包产到户，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几年，因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而农产品提价，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非立即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还需要额外收入来补给家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九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潜力已到头，税费的增加逐渐给农民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年，国家开始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兴办企业。这些地方逐步成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成为了工厂产线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进入服务业。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验，在外打工，只是“额外创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厂工作的高强度，无保障与低工资。他们并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结婚年龄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后，就会在家呆上几年，直到小孩读书，过低的务农收入迫使她们再次外出……有人打了几年工挣了点小钱，就尝试创业；有的年龄稍大无法入厂了，就回家种地。总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与农村有着血脉联系。
90年代之前，沿海工人的抗争记载很少，暂且不提。本文重点论述九十年代以后，沿海工人的生存与抗争。论述的事实基础，首先来自劳工服务NGO的经验感受，其次取材于笔者对珠三角产业工人的系列访谈。沿海私企工人阶级（以下简称沿海工人）的形成，它的生存与反抗，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工业发展、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将分阶段予以总结，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1. 92－03年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激励了官僚阶层和新生有产群体进一步投入到资本主义建设中。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私营企业也获得发展。而此时农村矛盾开始凸显，越来越多人开始进入城市打工。
1.1 工人生存状况
这一时期的沿海工人生存状况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环境很糟糕，工伤、职业病频发，甚至经常发生火灾之类的重大职业灾害。1990年以来，广东省“三资”和乡镇企业火灾损失占全省火灾总损失的一半以上，1994年1－8月，全省发生火灾869起，死亡133人，伤153人 。1993年11月19日，深圳智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名工人被烧死；1993年12月13日，福建省高福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61人；1994年6月16日，珠海市前山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93人；1996年，1月1日，深圳市胜立圣诞饰品公司发生火灾，死亡19人，受伤37人。 这还只是官方媒体报导和记录的很小一部分。这么多重大职业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为了追逐利润，漠视工人生命。同时，国家一味强调招商引资，几乎没有任何监管。
2）工资低，实行计件或包月制，克扣、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笔者曾在长三角某工业镇呆过一段时间，当地的羊毛衫行业，甚至一年发一次工资，每月“借给”员工生活费二、三百元不等，年底结算全年工资。这个问题，在建筑行业尤为突出和严重。
3）超负荷加班，休息少，劳动强度大；管理粗暴，打骂员工的现象普遍。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更是成为一纸空文，几乎没有得到执行。
1.2 隐蔽的反抗
这一阶段，因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国家机器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工人，使得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打工遭遇种种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暂住证制度，对于“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常工作）进行清退和遣散回家。公安部门及相关的治保人员利用这一制度，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办证、拘留、罚款和强迫劳动——从外来务工者身上榨取了大量钱财，并造成无数悲剧。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迁徙自由，时刻担心被遣送，一旦找到工作，即便待遇很差，他们也会相对稳定地做下去，因为打工好歹比在家里种地挣钱多。一位工人如是谈到他92年在深圳打工的经历：“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块钱，那个时候在家里种地最多搞得到三四十块钱，打工就比在家里好得多。”
出于上述原因，工人阶级对有产秩序的反抗，往往表现为工人与管理之间的个体激烈冲突。有的管理人员在上班时间打骂、侮辱工人；工人在车间，或厂外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报复或威胁，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笔者访谈的一位92年来深圳打工的工人说道：“以前很多管理、老板打人的，有些打你（工人）打得缺胳膊断腿，最后还不是都打到自己头上。我以前遇到一个老板，很缺德，他不把你打工的当人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最后还不就是被人操刀砍了嘛。……不过他后来还是跑掉了，如果不是跑掉了，那肯定就被砍死了……最后还是放过他了嘛，工人也不想闹大嘛，毕竟还是胆小的。”另一位工人说：“那时候管理人员凶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人、骂人，下班了他们走在黑暗的地方，就被人（在头上）罩上东西，狠狠地打一顿。”
正因为如此，工人的反抗才显得相当隐蔽和间接。在工人中有很多关于“同乡会”、“黑社会”发动罢工的传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正式组织”确实对组织工人集体反抗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对自身力量缺乏自觉和自信——即便罢工成功了，也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黑社会介入），而不是完全由工人自身的反抗促成的。
1.3集体抗争
这一时期的集体抗争，主要发生在待遇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形式多种多样。2000年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局的一篇文章如是总结当时的罢工形式：“第一种情况是集体罢工、集体上访的，这种类型占案件的绝大多数。第二种情况是越级上访。第三种情况是集体冲关。第四种情况是手持横标、打着小旗等形式进行游行示威。第五种情况是因法院依法查封工厂而引起工人的集体停工和集体上访，这种情况比较多。”
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工资低，拖欠克扣工资、强制加班、管理粗暴等。有数据表明：“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受理的3607件外资企业的工人投拆中，有1114件是因为工资低。”
93年3－5月珠海三资企业工潮简介
93年3月31日－4月5日，珠海佳能发生罢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在3月9日05月23日，短短75天内，全市共10家三资企业先后发生12宗罢工事件，直接参与罢工的共有7263人次。
这次工潮集中发生在外商独资企业，尤其日资和台资企业，有十家企业发生了十二次罢工，外商独资占八家，其中日资四家，台资两家，港资与澳资各一家，另两家系台商承包的企业。罢工涉及面广，有六家公司是全厂职工集体罢工，罢工的要求都是加薪，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有的对加薪幅度要求过高，有三家公司要求加薪幅度达到50%。
据说“佳能员工的薪资与福利待遇在珠海三资企业中是最好的。以月薪为例，最低为工人620元，管理人员884元；最高1300元。”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好工厂”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呢？
）物价涨幅高，加薪幅度低，珠海市93年第一季度物价的涨幅为22%，而此次外资企业的加薪方案普遍不到10%，引起工人的不满。
2）劳动条件差，加班过多。有的外资企业超时加班加点。如裕元工业公司前山鞋厂经常超时加班，五月份上半月每天连续加班超过四小时，有时工人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厂方还不提供夜餐，工人疲劳不堪，引发460名工人停工抗议。有的公司车间不通风，有害气体影响工人健康。
3）不少外资企业工人生活条件差，尽管珠海市要求企业开业要有配套的职工生活设施，但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职工宿舍，工人要租房住，房价高，只能多人挤一屋，有的十多人住一屋，睡双层铺，有的两人睡一床.拥挤不堪，阴暗潮湿。每人每月要花住房费50～100元，而公司只给补贴二三十元，有的职工反映食堂伙食差，用水困难。
结果：市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工人先复工后谈判，工厂改变不合理制度，说服了工人放弃高于当地最低标准的“不合理”要求，要求公司调整或增加了工人的房租、伙食、交通补贴。这些做法使三资企业的罢工浪潮较快平息下来了。
上述案例，算是比较成功的主动抗争。而同一时期的罢工，更多的则是被逼无奈之下的反抗。
2. 03－07年
.1背景介绍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原有的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限制工人自由流动的《收容遣送条例》。从此农村户籍的工人，也能相对稳定地留在城市工作了。这样工人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城市稳定工作、定居。同时04年开始的“民工荒””（即低薪产线岗位需求增长），让工人发现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权益受损，也就更容易行动起来。
随着抗争的增多，工人的基本状况有所改善，相对90年代，部分行业的劳动强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规模的电子厂，不再拼命加班，一般来讲每天加班不超过3小时，但仍然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关于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 。工伤职业病的情况有所改善；90年代比较突出的管理人员打骂员工、体罚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
01－07年GDP年年大幅增长，03－07更是保持两位数以上的记录（见表一），同期工人工资上升却很慢（见表二）。以深圳为例，01－04年，特区内最低工资增加仅36元，特区外也仅40元。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工人们，要靠不停的加班加点，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一旦有了抗争的空间，他们会创造另一种奇迹。
表一中国2003－2008年GDP增长率
年份 GDP增长率
2001 8.3%
2002 9.1%
2003 10.0%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0%
2008 8.9%
表二 深圳市1999－2005年最低工资标准
年度 月工资（元/月）
特区内 特区外
2001 574 440
2002 595 460
2003 600 460
2004 610 480
2005 690 580
2006 810 700
2007 850 750
2008 1000 900
根据当时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原因：
在工人的不断抗争之下，加之经济形势良好，国家被迫制定较高的工资标准，以安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05－08年工资有较大增长。可是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工人的物质待遇有了明显改善。任何一个有沿海打工经验的工人都会告诉我们：虽然工资涨了，可是物价涨得更快——每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前，附近的房租、快餐，日用品价格就已经涨价了，并且往往超过工资上涨幅度。而且仍然有很多中小规模的工厂，甚至没有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工人的抗争并没有因为名义工资的提高而停止，而是走向另一个开始……
这一阶段，工人积累多年的怒气，倾泻而出。工人的抗争开始走向集中爆发。04－06年之间，是外资工厂密集爆发工潮的时期。成规模、有影响的罢工，多半发生在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大电子厂。原因如下：1）这类工厂效益较好、利润较高，相较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工厂，它们更有条件改善工人待遇；2）这类工厂的工人，也因了解工厂利润的内情，而更有信心争取改良；3）尽管这类企业工人待遇相对较好，但与企业的较高利润相比，易于激发工人的不公平感。
这一时期罢工的主要特点：女工为主，多是无组织的自发工潮，经常采取堵路、示威游行、堵政府大门、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罢工往往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04年深圳日资友利电厂一万六千人大罢工 ，采取了堵路、集会的方式；04年10月深圳海燕厂三千多名员工罢工堵路；04年4月长营厂5000员工因劳资纠纷集体罢工，冲击南头关 ；几乎是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台资兴昂集团旗下四家东莞鞋厂工潮、伟创利罢工、飞煌罢工、艾美丽罢工、宝信厂罢工、爱默生罢工……在这一波罢工中，各工厂互相激励，互为呼应。这些罢工的消息多半被封锁，但工人的行动和觉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吸取，没有很好的案例可效仿，工人抗争表现得颇为即兴而暴烈。政府暂时也欠缺处理这种突发而剧烈的大罢工的“成熟”经验，在这一阶段工人集体抗争事件中，政府采取的是高压，乃至直接镇压的角色。几乎稍有规模的罢工，都会遭遇大量警力。它们内容庞杂，包括武警、公安、防暴部队、治安巡防、民兵甚至交通协管。他们的作用不仅是为了从精神上震慑罢工工人，还会对工人进行暴力打击。堵路、示威游行现场，“警察打工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有时还会逮捕带头工人或不听话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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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案例介绍
2.1.1工厂简介
某港资厂，59年建厂，82年到深圳。主要生产各类马达，用于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及其他产品。2007年时员工两万人左右，目前大约有三万人。这家厂以女工为主，男工极少，本厂工人戏称“尼姑庵”。工人普遍年龄20岁左右，员工流动性大，也有很多做了七八年、十来年的。当时这个厂的底薪比其他厂高几十块。
工人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楼里。宿舍卫生条件好，房子较新，有洗手间、阳台、风扇。总体上，工人对卫生、居住很满意。食堂也不错，比较干净卫生。有员工自己买电脑的。
为了缓解工人情绪，厂内设有心理咨询室。工厂还提供其他娱乐设施和场所，包括溜冰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球、网吧等。逢年过节搞晚会，还有发奖金，每年有运动会。
2.1.2罢工过程
这家看上去还不错的厂，却在2007年7月发生了罢工。珠三角一般都是7月左右调整工资标准。该公司早在2007年7月份以前就承诺为员工加底薪，可到9月份发8月工资的时候，普工没有加工资，非普工（品质部、文员、技术人员等）加了50元。普工非常不满意，于是罢工。
罢工最先从B部门开始，该部门生产汽车马达，是核心部门，订单最稳定，工人数量也最大，有五千人左右，对全厂影响也最大。该部门有五层生产车间，二楼车间最先开始罢工，员工大部分人是河南、湖北的，罢工消息靠手机短信在老乡之间传递。
9月12日夜班，有人放假消息说白班的人罢工了（实际没有），说夜班的也应该罢工。不同楼层都有假消息放出，3楼的工人起哄说4楼罢工了。大家心不在焉，做事的速度很慢，并且一边做事，一边纷纷议论罢工的事。做着做着，一个女孩把手中的半制品扔掉，把手套也脱下来扔掉了，大家受到鼓动，陆续走出车间。保安前来阻拦，但没拦住。厂方立即召集基层管理开会，要求他们回生产线组织生产。一名马来西亚经理劝解工人：“算我求你们了，我第一次来中国打工，如果不开工，老板知道了会炒掉我。”基层管理人员回到拉上向工人施压，主管也走到车间来说：“你们要做就做，不做马上给你们结工资”。
很多工人是第一次参加罢工，平常很辛苦，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非常高兴，下楼后在草坪集会，唱歌跳舞。行动慢的工人被锁在车间里不让出门。第二天，政府马上派来很多武警和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市工会拿着喇叭到处喊，说有事好商量，不要罢工，罢工是违法的，叫工人回去做事，有要求向厂里提。当时就有人说要加工资，工会干部问加多少工资，工人说了一个数目，他又说现在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750元，该厂已经达到标准，没可能加那么多工资。
厂方没回应加工资，政府也说工厂守法。工人很无奈，于是走出厂门，走向高速公路上。刚开始车快，堵不上，后来工人越来越多，就把国道堵上了。前面的女工手拉手站在前面，后来的就站在后面。车使劲按喇叭，但是没人理。该厂基层管理和技术员对调整后的工资也不满意，也混在队伍中去堵路。当时每个人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工友。
堵了五六分钟，当地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出来了，他们要把工人赶离国道。其中一个治安很凶，用一根很长的竹竿，像拨鸭子一样，把工人拨到路边，如果不听就抢厂牌。堵路者大部分都是女工，比较怕，也不敢跟他对着干。把工人都拨开之后，治安人员手拉手把工人拦在国道外面。
当时很多工人去罢工都是觉得好玩。既然政府不让堵路，就回到厂内草坪玩。经理让班长来找工人上班，班长看到自己线上的工人后，工人就马上跑到别的地方去，班长们也是例行公事，假装没看到。当时行政办公室旁边有一条拉，在我们罢工期间一直在正常生产。主要是那个班长挺霸道蛮横，跟工人说要做就做，不做就走。大家不敢不做。他带着自己班上的人一直在工作，这个班组的工人就没有罢工。马来西亚经理很满意那个班长，后来提拔他做了主管。
罢工后，工会人员、厂方问工人的要求，大家没有统一的意见和加薪标准。第三天，厂方主动提出加底薪30元，即底薪由750元上调到780，并且补发7、8月份的底薪和加班费。工人们觉得一是加薪了，再闹也没意思；二是看到有人还在生产，所以就复工了。工厂要求工人签协议书承诺不再罢工，每人发50元的奖励。
2.1.3 罢工后果
签复工协议后，工人回到流水线，大家都乖乖呆着，但不做事。只见手在动，不见产品下拉。主管不停巡拉，他看到了，工人就动一下。主管平时凶神恶煞，此时却笑咪咪的，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工人们觉得不做事都不好意思。夜班中途吃夜宵，厂方怕工人下去就不上来了，不让大家去食堂，主动送饭到车间，由班长派发夜宵。有人吃有人不吃。那些不吃的人觉得“不吃你的东西，不做事也不会良心上过不去”。后来班组长开始要求产量，就慢慢恢复秩序了。
这次罢工取得了一些成果。工厂不仅上调了底薪，也改善了车间管理。工厂管理之前凶神恶煞，现在有了笑脸。工厂成立员工意见箱，设立员工关系组，员工有意见可以反映。每个宿舍都配了热水。工厂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每月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发放劳保用品监督安全生产。
罢工后，资方对工人进行了报复。罢工结束后第二天，厂方把某些工人叫去开会，一个女工被开除。另外二楼某条拉上的人都离厂，这条线的工人大部分不想做了，早就打算辞工。当大家都回车间时，他们不愿意回去上班，提了更多的要求，这样才被厂里“批准离职”或解雇。也有工人说，工厂认为这条拉的工人是带头罢工的，所以全部炒掉。
2.3这一阶段罢工的特点：
第一，罢工的原因。上述案例的主角是一个万人大厂，他们罢工的原因是资方承诺加薪而没有加。03－08年间，罢工频发，有的是因为工厂支付的工资、加班费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人不满而罢工；有的是因为工厂倒闭、老板逃逸、迁厂等，引发工人要求经济补偿金、补发欠薪；也有因为调休、伙食太差等引发的罢工。罢工原因多种多样，甚至可能由极小的事件引发，例如某次台资厂罢工，是因为工人在饭里吃到虫子，而发起停工。貌似偶然的事件引起罢工，背后有其必然的原因——厂方的减薪进攻和工人长期累积的愤懑。
第二，罢工中的工人代表。带头人有时是基层管理或技术员。这类罢工，往往胜算更大，因为工人能更好地被组织起来。但这类领头者也更容易被老板收买，私下达成某些交易。有的罢工则是由工人秘密发动，他们一般在厂里工作的时间长、人缘好、对工厂了解、比较有权威。当罢工发生后，厂方往往要求工人选谈判代表。而大量工人代表被报复的案例，让工人不敢轻易选派代表，厂方只好指定一些人参与谈判，所以核心的组织者往往不一定成为谈判代表。代表选出来之后，问题再次凸显：老板愿意谈判，代表却时常无法清晰地提出改良诉求。这也表明了罢工的原始状态——无组织、无计划；另外，工人严重缺乏集体斗争的自觉意识，虽然很多人有过罢工经历，但意识和行动都处于朦胧状态，没有信心。
第三，罢工中不同群体的表现。这类厂以女工为主，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生产上掌握工厂命脉的女工，正是罢工的主体。年纪较大，尤其是家庭负担较重的工人，表现相对消极。他们因为担心失业，而不敢冲在罢工的最前面。基层管理、技术人员则较少参加，他们在罢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或积极，或消极地）说服工人复工。上述案例中，基层管理扮演了比较消极的角色，除了那位后来被提拔做了主管的班长，大部分基层管理既没有积极罢工，也没有强硬要求复工。当被要求去找工人复工时，他们也只是敷衍了事。
第四，罢工中消息的传递。手机、网络等媒介的使用，使得工人之间信息交流渠道通畅。在上引罢工案例中，罢工消息主要通过短信，首先传播于H省的老乡网络。影响较大的罢工，时而能看到工人自拍的照片，论坛发言等。在部分的罢工案例中，有带头者制作传单，纸条，进行鼓动和传递罢工消息。遗憾的是，这种记录往往只是为了“见证”和“控诉”，基本没有自觉地记录罢工过程，以及总结经验教训。
第五 ，罢工经验的传播。争取到较好结果的集体抗争事件，往往成为附近工厂的效仿榜样——它们不仅给其他工人带去信心，也提供了参考经验。在一位03年罢工者的访谈中，她说到，“在我们罢工之前，工厂附近早有两个厂罢工了，而那时罢工都流行走公路。”她还总结出如下经验：“罢工期间，要是男工和警察起冲突，就会被抓起来；相反，警察却不敢碰女孩子（如果他们敢碰，女工们就会尖叫‘非礼’）。”还有工人总结道：“赶货的时候罢工，老板很着急，会很快同意我们的要求”。可惜，这些经验往往只是口耳相传。一时一地、一人一厂的抗争，尚未成为地区性联合的契机。罢工被局限在本厂内，即便同一地区不同工厂同时发生罢工，工人之间会有交流，但并无可信资料证明有过自觉的跨厂联合行动。
第六，罢工中的工人团结互助。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代表，如果在罢工中被抓，其他工人往往会自觉保护他们。另外，很多女工为主的罢工中，当资方试图找出带头者时，女工们就自觉地保护带头者、男工。04年12月深圳友利电罢工中，女工们奋勇保护代表不被抓，在这一阶段的罢工中并非特例。很多罢工事件中，工人自觉捐款，用于代表上访的路费、食宿费、律师费，表现出一定的牺牲精神和团结性。谈到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刺激的那一拨工潮时说，一位工人说，那时候很多工厂有堵路现象，往往被抓或遭拦截。后来他们就选派代表，穿便衣去市政府上访，工人们还纷纷捐款，作为上访费用。
2.1.1工厂简介
某港资厂，59年建厂，82年到深圳。主要生产各类马达，用于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及其他产品。2007年时员工两万人左右，目前大约有三万人。这家厂以女工为主，男工极少，本厂工人戏称“尼姑庵”。工人普遍年龄20岁左右，员工流动性大，也有很多做了七八年、十来年的。当时这个厂的底薪比其他厂高几十块。
工人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楼里。宿舍卫生条件好，房子较新，有洗手间、阳台、风扇。总体上，工人对卫生、居住很满意。食堂也不错，比较干净卫生。有员工自己买电脑的。
为了缓解工人情绪，厂内设有心理咨询室。工厂还提供其他娱乐设施和场所，包括溜冰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球、网吧等。逢年过节搞晚会，还有发奖金，每年有运动会。
2.1.2罢工过程
这家看上去还不错的厂，却在2007年7月发生了罢工。珠三角一般都是7月左右调整工资标准。该公司早在2007年7月份以前就承诺为员工加底薪，可到9月份发8月工资的时候，普工没有加工资，非普工（品质部、文员、技术人员等）加了50元。普工非常不满意，于是罢工。
罢工最先从B部门开始，该部门生产汽车马达，是核心部门，订单最稳定，工人数量也最大，有五千人左右，对全厂影响也最大。该部门有五层生产车间，二楼车间最先开始罢工，员工大部分人是河南、湖北的，罢工消息靠手机短信在老乡之间传递。
9月12日夜班，有人放假消息说白班的人罢工了（实际没有），说夜班的也应该罢工。不同楼层都有假消息放出，3楼的工人起哄说4楼罢工了。大家心不在焉，做事的速度很慢，并且一边做事，一边纷纷议论罢工的事。做着做着，一个女孩把手中的半制品扔掉，把手套也脱下来扔掉了，大家受到鼓动，陆续走出车间。保安前来阻拦，但没拦住。厂方立即召集基层管理开会，要求他们回生产线组织生产。一名马来西亚经理劝解工人：“算我求你们了，我第一次来中国打工，如果不开工，老板知道了会炒掉我。”基层管理人员回到拉上向工人施压，主管也走到车间来说：“你们要做就做，不做马上给你们结工资”。
很多工人是第一次参加罢工，平常很辛苦，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非常高兴，下楼后在草坪集会，唱歌跳舞。行动慢的工人被锁在车间里不让出门。第二天，政府马上派来很多武警和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市工会拿着喇叭到处喊，说有事好商量，不要罢工，罢工是违法的，叫工人回去做事，有要求向厂里提。当时就有人说要加工资，工会干部问加多少工资，工人说了一个数目，他又说现在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750元，该厂已经达到标准，没可能加那么多工资。
厂方没回应加工资，政府也说工厂守法。工人很无奈，于是走出厂门，走向高速公路上。刚开始车快，堵不上，后来工人越来越多，就把国道堵上了。前面的女工手拉手站在前面，后来的就站在后面。车使劲按喇叭，但是没人理。该厂基层管理和技术员对调整后的工资也不满意，也混在队伍中去堵路。当时每个人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工友。
堵了五六分钟，当地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出来了，他们要把工人赶离国道。其中一个治安很凶，用一根很长的竹竿，像拨鸭子一样，把工人拨到路边，如果不听就抢厂牌。堵路者大部分都是女工，比较怕，也不敢跟他对着干。把工人都拨开之后，治安人员手拉手把工人拦在国道外面。
当时很多工人去罢工都是觉得好玩。既然政府不让堵路，就回到厂内草坪玩。经理让班长来找工人上班，班长看到自己线上的工人后，工人就马上跑到别的地方去，班长们也是例行公事，假装没看到。当时行政办公室旁边有一条拉，在我们罢工期间一直在正常生产。主要是那个班长挺霸道蛮横，跟工人说要做就做，不做就走。大家不敢不做。他带着自己班上的人一直在工作，这个班组的工人就没有罢工。马来西亚经理很满意那个班长，后来提拔他做了主管。
罢工后，工会人员、厂方问工人的要求，大家没有统一的意见和加薪标准。第三天，厂方主动提出加底薪30元，即底薪由750元上调到780，并且补发7、8月份的底薪和加班费。工人们觉得一是加薪了，再闹也没意思；二是看到有人还在生产，所以就复工了。工厂要求工人签协议书承诺不再罢工，每人发50元的奖励。
2.1.3 罢工后果
签复工协议后，工人回到流水线，大家都乖乖呆着，但不做事。只见手在动，不见产品下拉。主管不停巡拉，他看到了，工人就动一下。主管平时凶神恶煞，此时却笑咪咪的，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工人们觉得不做事都不好意思。夜班中途吃夜宵，厂方怕工人下去就不上来了，不让大家去食堂，主动送饭到车间，由班长派发夜宵。有人吃有人不吃。那些不吃的人觉得“不吃你的东西，不做事也不会良心上过不去”。后来班组长开始要求产量，就慢慢恢复秩序了。
这次罢工取得了一些成果。工厂不仅上调了底薪，也改善了车间管理。工厂管理之前凶神恶煞，现在有了笑脸。工厂成立员工意见箱，设立员工关系组，员工有意见可以反映。每个宿舍都配了热水。工厂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每月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发放劳保用品监督安全生产。
罢工后，资方对工人进行了报复。罢工结束后第二天，厂方把某些工人叫去开会，一个女工被开除。另外二楼某条拉上的人都离厂，这条线的工人大部分不想做了，早就打算辞工。当大家都回车间时，他们不愿意回去上班，提了更多的要求，这样才被厂里“批准离职”或解雇。也有工人说，工厂认为这条拉的工人是带头罢工的，所以全部炒掉。
2.3这一阶段罢工的特点：
第一，罢工的原因。上述案例的主角是一个万人大厂，他们罢工的原因是资方承诺加薪而没有加。03－08年间，罢工频发，有的是因为工厂支付的工资、加班费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人不满而罢工；有的是因为工厂倒闭、老板逃逸、迁厂等，引发工人要求经济补偿金、补发欠薪；也有因为调休、伙食太差等引发的罢工。罢工原因多种多样，甚至可能由极小的事件引发，例如某次台资厂罢工，是因为工人在饭里吃到虫子，而发起停工。貌似偶然的事件引起罢工，背后有其必然的原因——厂方的减薪进攻和工人长期累积的愤懑。
第二，罢工中的工人代表。带头人有时是基层管理或技术员。这类罢工，往往胜算更大，因为工人能更好地被组织起来。但这类领头者也更容易被老板收买，私下达成某些交易。有的罢工则是由工人秘密发动，他们一般在厂里工作的时间长、人缘好、对工厂了解、比较有权威。当罢工发生后，厂方往往要求工人选谈判代表。而大量工人代表被报复的案例，让工人不敢轻易选派代表，厂方只好指定一些人参与谈判，所以核心的组织者往往不一定成为谈判代表。代表选出来之后，问题再次凸显：老板愿意谈判，代表却时常无法清晰地提出改良诉求。这也表明了罢工的原始状态——无组织、无计划；另外，工人严重缺乏集体斗争的自觉意识，虽然很多人有过罢工经历，但意识和行动都处于朦胧状态，没有信心。
第三，罢工中不同群体的表现。这类厂以女工为主，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生产上掌握工厂命脉的女工，正是罢工的主体。年纪较大，尤其是家庭负担较重的工人，表现相对消极。他们因为担心失业，而不敢冲在罢工的最前面。基层管理、技术人员则较少参加，他们在罢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或积极，或消极地）说服工人复工。上述案例中，基层管理扮演了比较消极的角色，除了那位后来被提拔做了主管的班长，大部分基层管理既没有积极罢工，也没有强硬要求复工。当被要求去找工人复工时，他们也只是敷衍了事。
第四，罢工中消息的传递。手机、网络等媒介的使用，使得工人之间信息交流渠道通畅。在上引罢工案例中，罢工消息主要通过短信，首先传播于H省的老乡网络。影响较大的罢工，时而能看到工人自拍的照片，论坛发言等。在部分的罢工案例中，有带头者制作传单，纸条，进行鼓动和传递罢工消息。遗憾的是，这种记录往往只是为了“见证”和“控诉”，基本没有自觉地记录罢工过程，以及总结经验教训。
第五 ，罢工经验的传播。争取到较好结果的集体抗争事件，往往成为附近工厂的效仿榜样——它们不仅给其他工人带去信心，也提供了参考经验。在一位03年罢工者的访谈中，她说到，“在我们罢工之前，工厂附近早有两个厂罢工了，而那时罢工都流行走公路。”她还总结出如下经验：“罢工期间，要是男工和警察起冲突，就会被抓起来；相反，警察却不敢碰女孩子（如果他们敢碰，女工们就会尖叫‘非礼’）。”还有工人总结道：“赶货的时候罢工，老板很着急，会很快同意我们的要求”。可惜，这些经验往往只是口耳相传。一时一地、一人一厂的抗争，尚未成为地区性联合的契机。罢工被局限在本厂内，即便同一地区不同工厂同时发生罢工，工人之间会有交流，但并无可信资料证明有过自觉的跨厂联合行动。
第六，罢工中的工人团结互助。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代表，如果在罢工中被抓，其他工人往往会自觉保护他们。另外，很多女工为主的罢工中，当资方试图找出带头者时，女工们就自觉地保护带头者、男工。04年12月深圳友利电罢工中，女工们奋勇保护代表不被抓，在这一阶段的罢工中并非特例。很多罢工事件中，工人自觉捐款，用于代表上访的路费、食宿费、律师费，表现出一定的牺牲精神和团结性。谈到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刺激的那一拨工潮时说，一位工人说，那时候很多工厂有堵路现象，往往被抓或遭拦截。后来他们就选派代表，穿便衣去市政府上访，工人们还纷纷捐款，作为上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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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周二 十月 18, 2011 4:50 pm
3. 08－09年
3.1 国家政策法规与工人抗争
08年之前工人自发随意的“非理性”抗争方式，往往采取一些较为暴烈的行动，宣泄怒气并争取社会关注，以期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较常用的手段是堵路与上访，让政府和资方十分头疼。因为这不仅影响 “生产秩序”，还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资本安稳剥削工人的和谐大局。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法律，包括《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试图在一定程度的改良之余，将工人的抗争纳入国家机器及有产阶级认可的法制渠道，避免因生产中断给资方带来经济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引起了资方、主流学界与媒体的高度关注。资方大喊《劳动合同法》增加用工成本，同时悄悄做好准备：华为要求员工先辞职，再重新竞聘上岗 ，意在避免跟老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沃尔玛粗暴裁员。 除此之外，很多工厂重新与员工签订动合同，把之前的工龄抹零，也激发了一波罢工潮。笔者在一次访谈中了解到，受访者所在的深圳龙岗某镇，在07年底、08年发生了一大串罢工，“07年底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罢工。各行各业都有，一个个的都不上班，堵在门口或者浩浩荡荡游行在广场上面。罢工的都是大规模的工厂，基本都是200、300人以上的。运昌、大华、景宏啊，这些厂都是些上千人的大厂。那个时候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了，老板跟你解除合同之后工龄就没有了。工人不满意，就闹。”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来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在华投资的港资、日资商会都曾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中国本土老板虽然只是躲在“有关方面” 的含糊说法之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至少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越来越自觉和有组织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人局限于见招拆招地零散捍卫自己的利益——由于工人既无组织也无自己的媒体，尚未公开表达本阶级诉求。
除了出台新法引导工人的行动之外，还必须限制工人的“破坏性”行动。这表现在有产国家通过实际行动，严厉压制上述行为，堵路、集体上访都被定义为非法。09年底，深圳市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 ，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同时，对于很多通过堵路的方式罢工的工人，进行抓捕，并拘留“带头闹事者”。因此，工人集体抗争的方式，逐渐转向自我克制，尽量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主要标志是上马路、静坐、示威，集体上访等方式减少，在厂内的罢工、怠工增多。
3.2 经济危机与工人抗争
始于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缓慢而深远的。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而爆发街头示威时，中国工人则用脚投票，找不到工作只好被迫返乡——当企业效益不好，开始减少加班的时候，工人就会因为工资低而主动离开工厂；也有一些工厂主动裁员。据笔者09年在深圳某工业区的观察，许多工厂员工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同时，工厂在找人的时候，也相应提高标准，对工人学历、工作经验、能力，甚至个人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08－09年经济危机之下，工人的生存现状，可参考《金融风暴以来珠三角工人处境及劳资矛盾走向》 （沈梅，2010），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危机期间，老板大喊企业寒冬到来，要求政府暂缓实施各项法律，出台优惠政策。例如，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会长李远发撰写了公开信《金融海啸政府政策的立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如出口退税应回复05年度水平；停止在未来一年内增加最低工资；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让劳资双方协力共渡“寒冬”等 。虽然本土资产阶级还没有公开和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作为与他们“心有灵犀”的有产国家，很懂得主动为其“减负”：11月6日，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公开表示，为协助中小企度过“寒冬”，东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及最低工资增幅。 同时，人保部表示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09年，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上调。
这一时期的工人集体抗争，主要缘由是经济危机下工厂倒闭、破产、迁厂，或老板逃逸。由于很多地方出台了政府垫付工资的政策，这些集体行动的社会影响大大降低。例如深圳市在96年颁布实施，08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规定了由社保部门向企业征缴“欠薪保障金”，如果有企业倒闭、老板逃逸的情况发生，由政府垫付工人工资，这类抗争往往就此画上句号。
为了应对危机，中央于08年底拨款数万亿用于扩大投资和拉动内需，各地方财政也分头融资，大搞基建，这为返乡的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上述多种原因作用下，工人的集体抗争有所减缓。
3.3 经济危机期间的一次罢工案例
一个台资变压器厂的罢工情况简介
背景介绍
该厂生产各类电机的小型低频变压器，位于深圳。产品大部分外销，少部分内销。老板工友三个厂，其余两个在江苏和台湾。三个厂一共有五、六千员工，我们的受访者——该厂的一位拉长，此次罢工的带头人（简称J）——所在的厂有工人1500人左右。工人为女工；主要是80后、90后年轻工人，一个车间的三、四十岁工人少于十分之一。
2009年1月初，该厂发生了一次大转折。1、经常调休，加班费减少。2、管理收紧，处罚更多了。3、许多福利被取消。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工人敢怒不敢言。
据J听来的小道消息，说是金融风暴之后，当地台资厂老板开会商定，各厂统一取消福利。很多工人采取了消极抗议——离职。在2009年1月之前，公司的流动性不大；大转折之后，流动性很大。
罢工
有一天，经理协理巡视车间，发现一名女工未戴防护用品，就拿过女工厂牌，责令J记过处理。J不同意处罚，与协理大吵，协理不停骂J。最后J忍无可忍了，关掉几条拉，吆喝着罢工了。一直以来累积了诸多不满的工人，积极响应了J的号召，罢工开始了。J又鼓动其他楼层的工人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车间，来到厂内操场。
聚集在操场上的罢工工人，包括基层管理人员（班长、助拉等）、生产工、甚至包括车间里的清洁工。他们都很高兴，有的在议论，有的在玩手机，还有的在唱歌，大家都把这次突发罢工当作难得的休息。
罢工不久后，协理弄来一个高音喇叭，让大家提意见，不提意见就回去上班。工人都没有动。
罢工40分钟后，平时很少出现的老板开车赶来了，在办公楼里与高管们谈了半小时。然后，人事主管跑出来，要求所有基层管理和工人推选代表，到办公楼协商解决问题。
选代表、谈判
工人们完全没有准备，选不出代表。J和一些老员工被指定为“代表”。老板问代表有什么要求，代表们面面相觑，即兴说了一些次要诉求：“宿舍有臭虫”、“住宿条件改善！”、 “吃饭加餐！”等，老板满口答应。
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后，工人仍不复工。当时是生产旺季，工人们既提不出要求，又不复工，让老板十分焦虑。此时J提了一些关于工资待遇的要求：
①加班按劳动法，不能搞调休；
②补发高温补贴
③公司保证提供防护用品
④不能胡乱罚款，只有员工自愿认可、签名之后才能罚款。
老板同意要求，并打印公告，贴在厂里。
引发邻厂罢工
J所在厂罢工之后，邻厂也罢工了。邻厂是一家约500多员工的港资企业，生产高频变压器。该厂生产楼与J所在厂的生产楼隔得很近，而且两边都是文职人员与生产部管理人员，不仅可以隔空对话，甚至可以递东西。
罢工发生当天，该厂老板二话不说，很快把500多名员工都带进了工厂食堂，叫来一大车“红牛”饮料，人手一罐。 老板主动提出提高加班费，罢工结束。
3.4 这一阶段工人集体抗争的特点
上面这个例子，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比较典型，具有以下特点：
1） 防御性和经济性：经济危机期间，老板组织共同商讨应对危机办法。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将危机损失尽可能转嫁给工人。工人处于被动状态，只有面临种种工作压力，减薪压力时，才被迫反应。
2） 而工人要求方面，也主要是反对导致减薪的不合理制度（如罚款，调休）；要求支付欠薪、加班费。而对于工厂倒闭、老板逃逸的，则主要是通过堵路、拦厂门等方式，要求当地政府支付欠薪、加班费。
3） 老板群体的利益自觉与团结性明显增强：他们的协调组织程度向前迈了一大步。另外，老板对工人的态度也更带伪善性。冲突期间，老板表演爱护工人，批评直接引发矛盾的管理人员（例如制定工资制度的经理），对工人提的要求满口答应，这种伪善会让工人放松警惕，容易被老板牵着鼻子走，掩盖了劳资对立的本质。
4） 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工友有更多途经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阶段，工人开始更加迷信媒体的报导，部分出于对媒体“正义性”、“中立性”的认可；部分由于媒体报道过的罢工，多半得到较利于工人的结果。近年来在笔者接触过的大部分罢工案例中，工人都有在罢工期间联系媒体。
4. 2010年至今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09年“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 。10年之初，沿海各大城市主流媒体再次炒作“用工荒”，加之投资基建的若干万亿资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工人普遍对工资待遇有较高的期望。但现实是，工人待遇迟迟没有提升，这引起了5、6月的全国罢工小高潮，最为瞩目的莫过于5月17日－6月1日的南海本田大罢工，以及此后汽车业要求加薪的一波工潮。
广州市花都区总工会的一篇调查报告 披露，在10年2月底到3月中旬，广州花都汽车城园区，就有数起因要求加薪而发动的罢工：2月27日万宝井罢工；3月11日，阿尔法、河西、西川、泰李等企业员工也效仿万宝井做法开始停工；3月12日，马勒、力知茂、南条全兴等企业也相继罢工。该报告揭示了这一波罢工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效益和规模连年增长，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员工，其工资几乎八年没有增加，加之本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攀升，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甚至有所下降”。另外，超时加班、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也是罢工的重要原因。
罢工不仅发生在珠三角，也发生在其他工业区。“从2005年到2009年，大连开发区的工人工资，每年涨幅为5.7%，也就是每年增长45元左右。”这也引发了5月末到8月末，大连开发区70多个工厂7万工人大罢工 ，罢工后，工人工资平均上涨300元。
在此之前，10年1月份苏州联建科技，因传言公司取消年终奖，发生了两千人的大罢工。罢工的背后，是“员工长期超负荷工作但薪酬明显偏低。奖金、福利也时常遭到克扣。”，另外，09年出现的正己烷中毒风波亦是罢工重要原因。2月东莞台升家俱数千员工罢工；3月东莞大邦鞋业，珠海佳能罢工……我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工厂、工人投入到10年上半年的罢工中。
下面简单分析这一阶段罢工的特点：
1) 更强的进取性。以前的罢工，往往以防御为主，在被欠薪，降薪等情况下发生；这次罢工浪潮，有着更为积极的要求，首要一条是提高基本工资。
2) 本田罢工历时半个月，过程曲折艰难，工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和坚持；工人提出重组工会需求，是一大进步。罢工工人成功加薪，激励和引发了各地同业工厂的罢工，包括丰富汽配、佛山变速器厂、小榄本田、武汉艾帕克、南沙电装、天津丰田、阿雷斯提、日正弹簧、阿兹米特欧姆龙等。因汽车行业利润高，资方作出有限让步，因此这一波罢工全部获得加薪。
3) 在本田罢工中，官方态度总体强硬，31日还发生了“工会人员”殴打工人的丑剧。后来的南沙电装罢工中，当地工会标榜“代表工人”，口头反对使用警力对付罢工者，还发出谈判要约，6天后平息了罢工。南沙工会的角色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吸取了本田罢工的教训（5月22日资方强硬解雇罢工代表，激起工人怒火，罢工扩大到全厂；5月31日“工会人员”殴打工人，使本已复工的大部分工人，再一次愤怒离岗——对工会来说，这都是前车之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会需要确立自己在工人中的权威，从而更好地控制工人，为此他们开始努力尝试扮演红脸的角色。
4) 资方的态度。以南沙电装罢工为例，工人早在春节就提出了多项要求，但资方并无积极回应。南沙区总工会某干部说：“工会收集了工人的四大意见，并提交给了公司，包括：1、提高工资100元；2、宿舍安排暖气；3、晚上加班费加倍。意见提出后，公司没有积极面对，只对晚上加班的晚餐免费供应。”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员工并没有事先提出诉求。这位干部接着说：“公司老板很积极，老板表态说：‘如果马上复工，不追究责任，马上安装空调，并每月增加450多元工资。’……并说10分钟内完成表决，否则实行强硬措施。”据这位干部后来还说，老板态度强硬，说如果十分钟内工人不同意，就出警力。老板的压力并没奏效，工会干部担心老板一味强硬会激化矛盾，促使工人更坚决地罢工，于是从中斡旋，设法找出罢工带头人。刚以“调停人”面目摆平了本田罢工的广汽公司老总曾庆洪，也前来助力。或许出于阶级本能，老板更倾向于扮演黑脸角色；或许老板照旧以为只要一威吓，工人就泄气了；或许老板跟有产国家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无论如何，这一次罢工显示的斗争性、坚持和团结，令老板始料未及。
5) 两个新角色：曾庆洪和常凯。曾庆洪本是本田的董事、执行副总经理，广汽集团的副总，却在此次工潮中扮演中立、温和的权威角色，以公司老总加人大代表的身份博取工人信任，进行斡旋。工人也因为“人家毕竟是人大代表，大老板，应该说话算话”，对他寄予希望。在谈判中，他扮演的角色是说服工人降低要求：“他一再向工人代表强调，佛山机械加工业的平均工资是1810元，给他们涨到2100元已经是当地同行业的最高水平，不能再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了。”
常凯教授是劳动关系研究的专家。此次罢工中，常教授担任工人的法律顾问，他力图影响工人接受以下观点：1）涨工资不是最重要的，“工资能增长得更高一些当然最好，但具体涨几十元甚至几百元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资方必须承认工人的地位和权利。” 2）谈判过程中，罢工工人必须复工：“常凯对工人代表说，按照国际惯例，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工人绝对不能罢工，这种罢工在规则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罢工，常教授一方面表示同情和理解工人：“对于工人而言，发起罢工或者参加罢工，绝不是一种轻率的举动，而是反复斟酌痛下决心才决定的。” 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扮演劳资中立角色：“应该站在公正的和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具体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劳资之间斡旋调解，促进和主持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争议。”
6) 工人方面。近年来，随着抗争的增多，经验的积累，工人阶级也越来越多自信。工人文化程度的整体提高，新媒体的使用，也使工人斗争的形式灵活多变。在10年上半年的这一波工潮中，大部分罢工都有工人尝试通过网络发声，包括论坛，qq发言；上传各种罢工现场照片与录像，让外界了解罢工信息。但对于媒体、政府、权威专业人士作为老板阶级助手的本质，尚未能看清。
5. 结语
几代工人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遭受了怎样的待遇，又有着怎样的反抗实践？如何与他们更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本文粗略描绘了中国工人二十多年来的生存和抗争景象，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笔者经验、认识的局限，很多方面没法展开。奈何事情太多，而精力又有限……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业余的NGO探访、工人访谈，乃至入厂融工。如果这些都不想做，也可协助零星整理录音，旧材料。希望更多有志于投身工人革命事业的朋友，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脚注：
1、 《让祝融不再肆虐-广东省部署“三资”和乡镇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创业者》1994年 第11期
2、 这些重大事故，都可通过在网上搜索关键字查询。
3、 中国劳工通讯网的报告《劳资矛盾何以成为社会的忧患：对劳动关系转型及调整机制的回顾与探讨》第四节有详细论述。
4、对当前劳资纠纷的案情分析，劳动论坛 2000年第5期 总第190期
5、节选自《珠海三资企业罢工事件透视》，顾万明，《记者观察》1993年第11期。
6、《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7、http://www.laborpoetry.com/forum ... &extra=page%3D1友利电工人抗争事件始末
8、http://www.szrd.gov.cn/viewyfzsnews.do?id=122西乡街道劳动管理办依法协调 标本兼治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9、http://news.xin***.com/legal/2007-11/02/content_6995564.htm华为补偿10亿鼓励员工辞职 以规避劳动合同法
10、http://news.dayoo.com/finance/news/2007-11/05/content_3128725.htm沃尔玛中国裁员110人 劳动合同法冲击波
11、http://www.labournews.com.cn/html/report/29112-1.htm粤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让1/3员工提出工资协商几乎不可能？。该文指出“有关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主要体现为‘六个担心’”，以此要求新法修改。
12、http://www.newsus.com.cn/wangwen/DoNewsList.Asp?lable=6740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
13、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0266.html金融风暴以来珠三角工人处境及劳资矛盾走向
14、http://business.sohu.com/20081110/n260550390.shtml香港铸业总会：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应对经济危机
15、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031016723907.shtml东莞副市长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
16、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00121_402615506.htm2009年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17、关于广州花都汽车城园区多家企业劳资纠纷的调研与思考，黄桂福 王志广 中国工运2010 年第5 期
18、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 ... 00919/2636845.shtml大连停工潮7万人参与波及73家企业 以工资涨34.5%告终
19、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1079595.htm南海本田集体谈判始末
20、同上
21、同上
22、http://www.caijing.com.cn/2010-08-05/110492061.html常凯：政府如何处理工人罢工
3.1 国家政策法规与工人抗争
08年之前工人自发随意的“非理性”抗争方式，往往采取一些较为暴烈的行动，宣泄怒气并争取社会关注，以期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较常用的手段是堵路与上访，让政府和资方十分头疼。因为这不仅影响 “生产秩序”，还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资本安稳剥削工人的和谐大局。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法律，包括《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试图在一定程度的改良之余，将工人的抗争纳入国家机器及有产阶级认可的法制渠道，避免因生产中断给资方带来经济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引起了资方、主流学界与媒体的高度关注。资方大喊《劳动合同法》增加用工成本，同时悄悄做好准备：华为要求员工先辞职，再重新竞聘上岗 ，意在避免跟老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沃尔玛粗暴裁员。 除此之外，很多工厂重新与员工签订动合同，把之前的工龄抹零，也激发了一波罢工潮。笔者在一次访谈中了解到，受访者所在的深圳龙岗某镇，在07年底、08年发生了一大串罢工，“07年底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罢工。各行各业都有，一个个的都不上班，堵在门口或者浩浩荡荡游行在广场上面。罢工的都是大规模的工厂，基本都是200、300人以上的。运昌、大华、景宏啊，这些厂都是些上千人的大厂。那个时候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了，老板跟你解除合同之后工龄就没有了。工人不满意，就闹。”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来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在华投资的港资、日资商会都曾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中国本土老板虽然只是躲在“有关方面” 的含糊说法之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至少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越来越自觉和有组织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人局限于见招拆招地零散捍卫自己的利益——由于工人既无组织也无自己的媒体，尚未公开表达本阶级诉求。
除了出台新法引导工人的行动之外，还必须限制工人的“破坏性”行动。这表现在有产国家通过实际行动，严厉压制上述行为，堵路、集体上访都被定义为非法。09年底，深圳市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 ，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同时，对于很多通过堵路的方式罢工的工人，进行抓捕，并拘留“带头闹事者”。因此，工人集体抗争的方式，逐渐转向自我克制，尽量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主要标志是上马路、静坐、示威，集体上访等方式减少，在厂内的罢工、怠工增多。
3.2 经济危机与工人抗争
始于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缓慢而深远的。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而爆发街头示威时，中国工人则用脚投票，找不到工作只好被迫返乡——当企业效益不好，开始减少加班的时候，工人就会因为工资低而主动离开工厂；也有一些工厂主动裁员。据笔者09年在深圳某工业区的观察，许多工厂员工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同时，工厂在找人的时候，也相应提高标准，对工人学历、工作经验、能力，甚至个人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08－09年经济危机之下，工人的生存现状，可参考《金融风暴以来珠三角工人处境及劳资矛盾走向》 （沈梅，2010），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危机期间，老板大喊企业寒冬到来，要求政府暂缓实施各项法律，出台优惠政策。例如，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会长李远发撰写了公开信《金融海啸政府政策的立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如出口退税应回复05年度水平；停止在未来一年内增加最低工资；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让劳资双方协力共渡“寒冬”等 。虽然本土资产阶级还没有公开和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作为与他们“心有灵犀”的有产国家，很懂得主动为其“减负”：11月6日，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公开表示，为协助中小企度过“寒冬”，东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及最低工资增幅。 同时，人保部表示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09年，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上调。
这一时期的工人集体抗争，主要缘由是经济危机下工厂倒闭、破产、迁厂，或老板逃逸。由于很多地方出台了政府垫付工资的政策，这些集体行动的社会影响大大降低。例如深圳市在96年颁布实施，08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规定了由社保部门向企业征缴“欠薪保障金”，如果有企业倒闭、老板逃逸的情况发生，由政府垫付工人工资，这类抗争往往就此画上句号。
为了应对危机，中央于08年底拨款数万亿用于扩大投资和拉动内需，各地方财政也分头融资，大搞基建，这为返乡的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上述多种原因作用下，工人的集体抗争有所减缓。
3.3 经济危机期间的一次罢工案例
一个台资变压器厂的罢工情况简介
背景介绍
该厂生产各类电机的小型低频变压器，位于深圳。产品大部分外销，少部分内销。老板工友三个厂，其余两个在江苏和台湾。三个厂一共有五、六千员工，我们的受访者——该厂的一位拉长，此次罢工的带头人（简称J）——所在的厂有工人1500人左右。工人为女工；主要是80后、90后年轻工人，一个车间的三、四十岁工人少于十分之一。
2009年1月初，该厂发生了一次大转折。1、经常调休，加班费减少。2、管理收紧，处罚更多了。3、许多福利被取消。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工人敢怒不敢言。
据J听来的小道消息，说是金融风暴之后，当地台资厂老板开会商定，各厂统一取消福利。很多工人采取了消极抗议——离职。在2009年1月之前，公司的流动性不大；大转折之后，流动性很大。
罢工
有一天，经理协理巡视车间，发现一名女工未戴防护用品，就拿过女工厂牌，责令J记过处理。J不同意处罚，与协理大吵，协理不停骂J。最后J忍无可忍了，关掉几条拉，吆喝着罢工了。一直以来累积了诸多不满的工人，积极响应了J的号召，罢工开始了。J又鼓动其他楼层的工人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车间，来到厂内操场。
聚集在操场上的罢工工人，包括基层管理人员（班长、助拉等）、生产工、甚至包括车间里的清洁工。他们都很高兴，有的在议论，有的在玩手机，还有的在唱歌，大家都把这次突发罢工当作难得的休息。
罢工不久后，协理弄来一个高音喇叭，让大家提意见，不提意见就回去上班。工人都没有动。
罢工40分钟后，平时很少出现的老板开车赶来了，在办公楼里与高管们谈了半小时。然后，人事主管跑出来，要求所有基层管理和工人推选代表，到办公楼协商解决问题。
选代表、谈判
工人们完全没有准备，选不出代表。J和一些老员工被指定为“代表”。老板问代表有什么要求，代表们面面相觑，即兴说了一些次要诉求：“宿舍有臭虫”、“住宿条件改善！”、 “吃饭加餐！”等，老板满口答应。
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后，工人仍不复工。当时是生产旺季，工人们既提不出要求，又不复工，让老板十分焦虑。此时J提了一些关于工资待遇的要求：
①加班按劳动法，不能搞调休；
②补发高温补贴
③公司保证提供防护用品
④不能胡乱罚款，只有员工自愿认可、签名之后才能罚款。
老板同意要求，并打印公告，贴在厂里。
引发邻厂罢工
J所在厂罢工之后，邻厂也罢工了。邻厂是一家约500多员工的港资企业，生产高频变压器。该厂生产楼与J所在厂的生产楼隔得很近，而且两边都是文职人员与生产部管理人员，不仅可以隔空对话，甚至可以递东西。
罢工发生当天，该厂老板二话不说，很快把500多名员工都带进了工厂食堂，叫来一大车“红牛”饮料，人手一罐。 老板主动提出提高加班费，罢工结束。
3.4 这一阶段工人集体抗争的特点
上面这个例子，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比较典型，具有以下特点：
1） 防御性和经济性：经济危机期间，老板组织共同商讨应对危机办法。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将危机损失尽可能转嫁给工人。工人处于被动状态，只有面临种种工作压力，减薪压力时，才被迫反应。
2） 而工人要求方面，也主要是反对导致减薪的不合理制度（如罚款，调休）；要求支付欠薪、加班费。而对于工厂倒闭、老板逃逸的，则主要是通过堵路、拦厂门等方式，要求当地政府支付欠薪、加班费。
3） 老板群体的利益自觉与团结性明显增强：他们的协调组织程度向前迈了一大步。另外，老板对工人的态度也更带伪善性。冲突期间，老板表演爱护工人，批评直接引发矛盾的管理人员（例如制定工资制度的经理），对工人提的要求满口答应，这种伪善会让工人放松警惕，容易被老板牵着鼻子走，掩盖了劳资对立的本质。
4） 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工友有更多途经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阶段，工人开始更加迷信媒体的报导，部分出于对媒体“正义性”、“中立性”的认可；部分由于媒体报道过的罢工，多半得到较利于工人的结果。近年来在笔者接触过的大部分罢工案例中，工人都有在罢工期间联系媒体。
4. 2010年至今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09年“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 。10年之初，沿海各大城市主流媒体再次炒作“用工荒”，加之投资基建的若干万亿资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工人普遍对工资待遇有较高的期望。但现实是，工人待遇迟迟没有提升，这引起了5、6月的全国罢工小高潮，最为瞩目的莫过于5月17日－6月1日的南海本田大罢工，以及此后汽车业要求加薪的一波工潮。
广州市花都区总工会的一篇调查报告 披露，在10年2月底到3月中旬，广州花都汽车城园区，就有数起因要求加薪而发动的罢工：2月27日万宝井罢工；3月11日，阿尔法、河西、西川、泰李等企业员工也效仿万宝井做法开始停工；3月12日，马勒、力知茂、南条全兴等企业也相继罢工。该报告揭示了这一波罢工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效益和规模连年增长，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员工，其工资几乎八年没有增加，加之本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攀升，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甚至有所下降”。另外，超时加班、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也是罢工的重要原因。
罢工不仅发生在珠三角，也发生在其他工业区。“从2005年到2009年，大连开发区的工人工资，每年涨幅为5.7%，也就是每年增长45元左右。”这也引发了5月末到8月末，大连开发区70多个工厂7万工人大罢工 ，罢工后，工人工资平均上涨300元。
在此之前，10年1月份苏州联建科技，因传言公司取消年终奖，发生了两千人的大罢工。罢工的背后，是“员工长期超负荷工作但薪酬明显偏低。奖金、福利也时常遭到克扣。”，另外，09年出现的正己烷中毒风波亦是罢工重要原因。2月东莞台升家俱数千员工罢工；3月东莞大邦鞋业，珠海佳能罢工……我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工厂、工人投入到10年上半年的罢工中。
下面简单分析这一阶段罢工的特点：
1) 更强的进取性。以前的罢工，往往以防御为主，在被欠薪，降薪等情况下发生；这次罢工浪潮，有着更为积极的要求，首要一条是提高基本工资。
2) 本田罢工历时半个月，过程曲折艰难，工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和坚持；工人提出重组工会需求，是一大进步。罢工工人成功加薪，激励和引发了各地同业工厂的罢工，包括丰富汽配、佛山变速器厂、小榄本田、武汉艾帕克、南沙电装、天津丰田、阿雷斯提、日正弹簧、阿兹米特欧姆龙等。因汽车行业利润高，资方作出有限让步，因此这一波罢工全部获得加薪。
3) 在本田罢工中，官方态度总体强硬，31日还发生了“工会人员”殴打工人的丑剧。后来的南沙电装罢工中，当地工会标榜“代表工人”，口头反对使用警力对付罢工者，还发出谈判要约，6天后平息了罢工。南沙工会的角色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吸取了本田罢工的教训（5月22日资方强硬解雇罢工代表，激起工人怒火，罢工扩大到全厂；5月31日“工会人员”殴打工人，使本已复工的大部分工人，再一次愤怒离岗——对工会来说，这都是前车之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会需要确立自己在工人中的权威，从而更好地控制工人，为此他们开始努力尝试扮演红脸的角色。
4) 资方的态度。以南沙电装罢工为例，工人早在春节就提出了多项要求，但资方并无积极回应。南沙区总工会某干部说：“工会收集了工人的四大意见，并提交给了公司，包括：1、提高工资100元；2、宿舍安排暖气；3、晚上加班费加倍。意见提出后，公司没有积极面对，只对晚上加班的晚餐免费供应。”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员工并没有事先提出诉求。这位干部接着说：“公司老板很积极，老板表态说：‘如果马上复工，不追究责任，马上安装空调，并每月增加450多元工资。’……并说10分钟内完成表决，否则实行强硬措施。”据这位干部后来还说，老板态度强硬，说如果十分钟内工人不同意，就出警力。老板的压力并没奏效，工会干部担心老板一味强硬会激化矛盾，促使工人更坚决地罢工，于是从中斡旋，设法找出罢工带头人。刚以“调停人”面目摆平了本田罢工的广汽公司老总曾庆洪，也前来助力。或许出于阶级本能，老板更倾向于扮演黑脸角色；或许老板照旧以为只要一威吓，工人就泄气了；或许老板跟有产国家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无论如何，这一次罢工显示的斗争性、坚持和团结，令老板始料未及。
5) 两个新角色：曾庆洪和常凯。曾庆洪本是本田的董事、执行副总经理，广汽集团的副总，却在此次工潮中扮演中立、温和的权威角色，以公司老总加人大代表的身份博取工人信任，进行斡旋。工人也因为“人家毕竟是人大代表，大老板，应该说话算话”，对他寄予希望。在谈判中，他扮演的角色是说服工人降低要求：“他一再向工人代表强调，佛山机械加工业的平均工资是1810元，给他们涨到2100元已经是当地同行业的最高水平，不能再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了。”
常凯教授是劳动关系研究的专家。此次罢工中，常教授担任工人的法律顾问，他力图影响工人接受以下观点：1）涨工资不是最重要的，“工资能增长得更高一些当然最好，但具体涨几十元甚至几百元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资方必须承认工人的地位和权利。” 2）谈判过程中，罢工工人必须复工：“常凯对工人代表说，按照国际惯例，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工人绝对不能罢工，这种罢工在规则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罢工，常教授一方面表示同情和理解工人：“对于工人而言，发起罢工或者参加罢工，绝不是一种轻率的举动，而是反复斟酌痛下决心才决定的。” 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扮演劳资中立角色：“应该站在公正的和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具体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劳资之间斡旋调解，促进和主持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争议。”
6) 工人方面。近年来，随着抗争的增多，经验的积累，工人阶级也越来越多自信。工人文化程度的整体提高，新媒体的使用，也使工人斗争的形式灵活多变。在10年上半年的这一波工潮中，大部分罢工都有工人尝试通过网络发声，包括论坛，qq发言；上传各种罢工现场照片与录像，让外界了解罢工信息。但对于媒体、政府、权威专业人士作为老板阶级助手的本质，尚未能看清。
5. 结语
几代工人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遭受了怎样的待遇，又有着怎样的反抗实践？如何与他们更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本文粗略描绘了中国工人二十多年来的生存和抗争景象，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笔者经验、认识的局限，很多方面没法展开。奈何事情太多，而精力又有限……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业余的NGO探访、工人访谈，乃至入厂融工。如果这些都不想做，也可协助零星整理录音，旧材料。希望更多有志于投身工人革命事业的朋友，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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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让祝融不再肆虐-广东省部署“三资”和乡镇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创业者》1994年 第11期
2、 这些重大事故，都可通过在网上搜索关键字查询。
3、 中国劳工通讯网的报告《劳资矛盾何以成为社会的忧患：对劳动关系转型及调整机制的回顾与探讨》第四节有详细论述。
4、对当前劳资纠纷的案情分析，劳动论坛 2000年第5期 总第190期
5、节选自《珠海三资企业罢工事件透视》，顾万明，《记者观察》1993年第11期。
6、《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7、http://www.laborpoetry.com/forum ... &extra=page%3D1友利电工人抗争事件始末
8、http://www.szrd.gov.cn/viewyfzsnews.do?id=122西乡街道劳动管理办依法协调 标本兼治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9、http://news.xin***.com/legal/2007-11/02/content_6995564.htm华为补偿10亿鼓励员工辞职 以规避劳动合同法
10、http://news.dayoo.com/finance/news/2007-11/05/content_3128725.htm沃尔玛中国裁员110人 劳动合同法冲击波
11、http://www.labournews.com.cn/html/report/29112-1.htm粤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让1/3员工提出工资协商几乎不可能？。该文指出“有关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主要体现为‘六个担心’”，以此要求新法修改。
12、http://www.newsus.com.cn/wangwen/DoNewsList.Asp?lable=6740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
13、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0266.html金融风暴以来珠三角工人处境及劳资矛盾走向
14、http://business.sohu.com/20081110/n260550390.shtml香港铸业总会：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应对经济危机
15、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031016723907.shtml东莞副市长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
16、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00121_402615506.htm2009年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17、关于广州花都汽车城园区多家企业劳资纠纷的调研与思考，黄桂福 王志广 中国工运2010 年第5 期
18、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 ... 00919/2636845.shtml大连停工潮7万人参与波及73家企业 以工资涨34.5%告终
19、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1079595.htm南海本田集体谈判始末
20、同上
21、同上
22、http://www.caijing.com.cn/2010-08-05/110492061.html常凯：政府如何处理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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