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宁愿在城市的角落漂

Admin 周三十月 19, 2011 11:03 am

农民工：宁愿在城市的角落漂

2011年的农历正月初四，年意正浓，爆竹声四起。午后时分，在荆楚之地东南丘陵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母亲胡月星跟三儿子陈林祥拉起了家常。过去的一整年，23岁的陈林祥在温州一家小鞋厂打工。一年不见，儿子在外过得怎么样，做母亲的少不了要过问。

两人话至末了，胡月星看着儿子：“要不今年别去温州了，就在宝加鞋厂干吧？”

“不去。”陈林祥语气决绝。

2天后，陈林祥踏上了前往温州的火车。随后的十多天，陈林祥所在的湖北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的大部分青年男女，也都纷纷踏上了前往温州、东莞等沿海一带城市的列车。他们直奔官桥村南面的阳新火车站，位于官桥村北面的宝加鞋厂被他们远远抛在了身后。

《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本篇中，我们将视角投向陈林祥家所在的长江中游沿岸的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在整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阳新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得以受益，引进了全球著名的鞋企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这个原本看上去“双赢”的事，不承想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在以出产鞋匠著称的阳新县，宝成集团开办的宝加鞋厂却一直达不到计划招工规模。

阳新县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前往沿海一代城市，他们不愿留在家门口的工厂里。城市，寄托着他们的梦想。在城市里，他们并不死命赚钱，他们更加注重生活、消费和娱乐。

他们是一群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年轻人（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包含1979年出生者。因距离1980年仅1年，在文化特征上趋近于80后群体，故在本文中也被计算在80后范围内），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庞大群体。他们生于改革开放之后，长于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生活处境较之老一辈好了很多，这也让他们的性格、思想、价值观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大差异。

在城市的浸润下，他们身上本已黯淡的农民色彩进一步褪去，甚至消失。尽管留在城市的希望渺茫，他们仍愿意去体验一番。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如夕阳的余晖一般，让他们迷茫而惆怅。

胡月星至今清楚地记得，儿子陈林祥走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胡月星的心隐隐有些难受。

巨型鞋企来了

鞋匠大县却现“鞋匠荒”

胡月星是湖北阳新县官桥村人，目前在家门口的一家鞋厂——阳新宝加鞋厂工作。在胡月星的设想中，如果儿子陈林祥回到老家，这家鞋厂将是他的落脚之地。

在阳新县，宝加鞋厂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由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和休闲鞋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投资兴建，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生产鞋子。在全球每5双名牌运动鞋中，就有1双是宝成集团生产的。

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劳动密集性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很多沿海大企业为寻觅廉价劳动力，纷纷将工厂开设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内迁浪潮。

台湾宝成集团则是这股浪潮中走在潮头的企业，早在2008年7月，它就在湖北黄石市与阳新县正式签约。

这份约，最初被官方和民间一致看好，宝成集团是全球最知名的鞋企代工商。而阳新县则向来以出产“鞋匠”著称。

阳新县，地处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属国家级贫困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贫困所累的阳新人便背起行囊，奔赴东南沿海一带的温州等地，从事制鞋等行业。此后，打工风潮日盛，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温州、东莞一带的鞋厂，“阳新鞋匠”这一群体壮大起来。阳新县劳动部门数据显示，近几年，阳新的外出务工人数稳定在26万，占总人口的27%.而26万人中，又有9万是“鞋匠”。在有“中国鞋都”之称的温州，阳新人遍布大小鞋厂，占温州制鞋工人的10%.以至于在温州制鞋业中，流传有“凡有鞋厂的地方，必有阳新人”的说法。看上去，宝成集团在湖北阳新开建新厂，前景不错。

温州某鞋厂车间。270余名工人中，阳新籍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有约100名，他们大多不愿回家乡的鞋厂干。

不过，现实却很尴尬。2009年底，宝加鞋厂提出招工计划，要在2010年3月1日之前招收第一批工人10300人。然而，实际只招到2500余人。一直到2011年2月份，阳新宝加鞋厂的员工人数也只有7560人，仍未达到第一批招工计划人数。而在富士康内迁的武汉、成都、郑州等地，招工同样是一道大难题。

国际大鞋企在鞋匠大县遭遇鞋匠荒，令人大跌眼镜。

全县总动员

今年也只招够计划的一个零头

“招不到工，宝加就去找省政府告状。”阳新县人社局工作人员曾祥应说。在宝成集团决定进驻阳新县时，湖北省政府曾承诺帮助宝加鞋厂招工。

宝加鞋厂的告状，让曾祥应感到委屈。事实上，湖北省政府并未食言。在宝加鞋厂招工上，阳新县政府不遗余力。

据曾祥应介绍，早在宝成集团签约之时，阳新县委县政府就成立了宝成集团招工工作领导小组，由县长亲自挂帅。去年1月24日，县里专门召开招工动员大会，将招工任务细化，从县到镇，从镇到乡，从乡到村，从村到组，层层分解下去，并把它列为考核目标，纳入“一把手工程”。在今年节前春运时期，阳新县人社局所有党委成员轮班带队到火车站通宵值班，向返乡农民工推介家门口的宝加鞋厂。

为了调动招工人员的积极性，县里还明文提出，完成任务有奖。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万元。为了完成任务，奖励也层层分解。在阳新火车站以摩的搭客的陈师傅说，其所在的龙港镇，只要能够进入宝加鞋厂，村里奖励每人100元。

县政府的全力相助，也未能完成宝加的招工计划。据曾祥应介绍，今年春节后，宝加鞋厂二期工程已建好，招工需求为28000人。但是，截至2月22日，只招到8000人左右，只够一个零头。

对于宝加鞋厂的投诉，湖北省政府相当重视，责成黄石市政府对此作出解释。黄石市则要求阳新县对宝加鞋厂招工不顺问题作出书面汇报。阳新县向黄石市政府递交的报告显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出务工人员难以回归就业。他们中大致有二大类人，其中一类是未婚、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

目前，宝加鞋厂的员工主要以中年工人为主，年轻人很少。今年4月份进入宝加鞋厂工作的阳新县兴国镇人侯银玲说，其所在的裁缎车间准备组共100人，30岁以下的只有15个人左右，其余都是中年人，“如果不是家里有2个小孩，我现在也不会留在阳新。”而胡月星所在的针车车间，一条生产线上50个人，没结婚的女孩子不超过10个，“我们车间都是一帮老太婆，30岁以下的基本上也都是要照顾家里老小、已经结婚的女人。”今年47岁的胡月星自嘲道。

出门去打工

“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

不听母亲劝的陈林祥还是离开了阳新，“他走时都没回头看一看”。

陈林祥曾说，不愿意留在老家，是因为工资太低。据了解，在阳新当地的鞋厂打工，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而在温州，则普遍能拿到两三千，但不可忽略的是，温州的消费也比阳新要高多了。所以，在胡月星看来，儿子不愿留下来一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很少有留在家里的，他连个伴都没有”。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的确有些落后。性格内向的陈林祥，不抽烟不喝酒，很规矩的一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上网。在温州，陈林祥一出厂门就是网吧。可是，在官桥村，1个网吧都没有。如果想上网，还得乘车去县城。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异，是陈林祥到了温州之后才感受到的。

陈林祥第一次离开老家，是在2005年。当时，年仅17岁的他，刚刚初中毕业。这时，已是胡月星在温州打工的第8个年头。当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迫远走温州的胡月星，至今还记得当初离家的情形。那时，陈家4个孩子都很小，最小的女儿只有3岁，丈夫坚决不让胡月星走。可是，胡月星却态度坚决：“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孩子上学都没钱。”

胡月星在温州打拼8年后，陈家的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不过，此时已长大的陈林祥还是决定要出发了。“学习没什么希望，不如早点收拾。”陈林祥的目的地也是温州，这是因为母亲胡月星的缘故。而陈林祥到温州后进的第一家厂，也正是胡月星呆过的工厂。

2007年9月份，距离陈林祥家两三公里的胡海文也踏上了外出上海打工的列车。彼时，年仅16岁的胡海文刚初中毕业。“读书读不好，就出去打工吧。”这一年，已是国家取消农民进城就业限制，实现自由流动的第7年。这7年里，胡海文所在的村子里，外出打工已经常态化，留在家里的基本上都是小孩和老人。没事可干，就出去打工，成为村民的惯常思维。

这种思维习惯同样左右着富水镇的郑英锐。2006年正月，高中毕业后半年，19岁的郑英锐也踏上了温州打工之路。当时，郑英锐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不错，他的父亲和大哥是木匠，家里做些衣柜、沙发的生意，“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吧”。

在学术界和传媒的话语体系中，陈林祥、胡海文、郑英锐3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1980年后出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有着比老一代更加强烈的进城欲望，原因却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在胡海文的回忆中，直到她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她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去，“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

在城市生活闯荡江湖的一种快感

比胡海文大3岁，第一次外出时已经19岁的郑英锐，显然要比胡海文成熟。在离家前，郑英锐已经设定了外出打工的目标：“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在城市里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在奔赴温州的那一夜，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躺在舒服的汽车卧铺上的郑英锐却怎么也睡不着。

“那一路，我一直有种很兴奋的感觉。”汽车凌晨四点半到达温州，距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郑英锐清楚地记得，温州比湖北老家要暖和很多。

到温州后，郑英锐并未急于马上找份工作，而是先晃悠了一个多月。晃悠的目的，一是出于对温州这座城市的好奇，二是为了熟悉环境。所以，这一个多月，他的生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去城区溜达和到朋友那里玩。

郑英锐说，初到温州的日子，他不想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更不想成为某个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他说，他的生活就在温州这座城市里。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郑英锐在报纸上看到鞋样设计培训班招生的消息，他花费六七千元报了名。高中毕业的他，对工作有着一定的期望，“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不想干苦力”。

在鞋样设计班的培训长达半年，直到2006年9月底才结束。10月份，郑英锐顺利进入温州中国鞋都一家工厂上班。郑英锐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在办公室里做鞋样设计。“工作其实不算累，就是时间长一些。”当时，郑英锐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八九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假期。

工作一年后，郑英锐终于对这样的日子产生了厌倦。“在温州待了2年了，想换一个城市看看。”更换城市的另一原因，是希望能在杭州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几个月后，在朋友介绍下，他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外贸鞋厂的工作，工作内容仍是鞋样设计。

“那边最吸引我的就是工作条件和办公环境好。”在郑英锐的回忆中，杭州的那家鞋厂只是办公室，车间另在别处。办公室环境很好，有空调，窗明几净。郑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每天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八点，每周有一天假。

在杭州，工作时间短了，郑英锐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起来。郑的工作地点离西湖比较近，下班后，他常去西湖边逛，吹吹凉风。平时，会约一些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

“那时候，喝酒比较频繁，每个星期基本上有2次”。也是在杭州的日子里，郑英锐开始了自己与同乡一位姑娘的恋爱故事。2008年7月，当宝加鞋厂落户阳新的消息传至郑英锐耳际之时，也很快就被西湖的暖风吹散了。

1年后，因恋爱破裂，郑英锐又再次回到温州。目前，他在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乡工业区温州华能鞋厂工作，仍是做鞋样设计，月薪有5000多元，比在杭州时的待遇还高出1000多元。

家境其实不错的郑英锐，现在温州一家鞋厂做鞋样设计工作，月薪5000多元。

当郑英锐在西湖湖畔游玩时，阳新老乡曹灵凯正在温州市鹿城区的一家咖啡馆上班。闲暇时，他也会找一帮朋友喝酒、唱歌。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像老一代那样，外出打工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并不愿意牺牲当下生活的幸福。

在阳新县向黄石市政府递交的关于宝加鞋厂招工难的汇报中也写道，对于年轻人来说，“外出务工已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图的是闯荡江湖的那种快感”。

这种闯荡江湖的快感，在1990年出生的曹灵凯身上更为明显。来温州打工的前两年，曹灵凯一直辗转在温州瓯海区的两家箱包厂上班。平均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让只有十六七岁的曹灵凯感觉很累。

听闻姐姐在鹿城区一家咖啡店上班一天只做8个小时，而且环境又好，曹灵凯心动了。当时，曹灵凯在箱包厂的工资有两千多，而他如果去咖啡店，前两个月的工资将只有1150元，两者要相差一倍。

但曹灵凯还是决意去咖啡店做服务生。在咖啡店上班，“环境好，较自由”，曹灵凯可来回走动，也可以不时跟其他同事一起聊聊天，说说话。而在鞋厂里，“人只能像台机器一样，整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到咖啡店上班之后，他说再也不进工厂了。”曹灵凯的妈妈说。

咖啡店8小时的工作外，曹灵凯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唱歌。今年5月，适值曹灵凯生日，十六七个朋友过来为曹灵凯庆祝生日，场面很热闹。一帮人中午、晚上吃了两次大餐，然后去K TV唱歌、喝酒，次日再到温州海边玩，坐游艇。一次生日下来，曹灵凯花了4700多元，这是他现在每月工资的1.5倍左右。

也曾在温州打过工的曹灵凯妈妈，听到儿子生日的花费时，惊讶了大半天。

郑英锐在温州打工的公司的老板向能华，对现在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是：喜欢享受生活，吃不了苦。这位出身草根的打工者，凭借勤奋和努力，在温州创办了自己的鞋厂。“我们那个时候，只要能挣钱，大伙什么苦都能吃。”

时代显然不同了。“现在，80、90后过来应聘时，问题很多。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一个月放几天假，要求特别多。”向能华说道。目前，向能华的工厂为其员工安排宿舍。但是，由于厂小，条件比起大厂来有一定差距。“有些应聘者嫌条件不好，不愿意来。”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增阳和向能华的看法不太一样。这位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关注自身待遇，期待过上好生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时代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环境较之老一代好了很多。他们生活的起点高了，对生活的追求当然也就高了。”

“归不去”的乡“在老家实在不方便”

今年，是郑英锐在温州的第4年，是曹灵凯在温州的第5年。这四五年里，两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反倒是对老家的生活有些不习惯了。

前年春节过年回家，郑英锐遇到了好几个几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友相见，大伙决定去K T V唱歌。然而郑英锐家所在的富水镇，根本没有K T V.要去唱歌，需要到30多公里外的阳新县城去。路途遥远，一帮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耗费30分钟才过去。

“在老家实在是不方便。”这是郑英锐事后的切身感受。

曹灵凯也有同感，他觉得自己更接近城市，而不是农村。他很反感农民工这个称号，也不愿意别人把他视作农民工。这个21岁的小伙子，着装整洁，爱干净。仅从外貌上来看，很难看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

而同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周正庚已经“以假乱真”了。“我说我是农村的，都没人相信。”这位24岁的青年，面容俊秀、一身工作服干净整洁，脚穿一双褐色的休闲皮鞋，手里拿着一部iPhone 3G S手机，谈吐得体有礼。他对自己的形象很注意，衣服基本上都有品牌，“最基本的都是美特斯·邦威、森马这样的品牌，也有不少杰尼轩诗。”

周正庚1987年出生，爱旅游。他说“我说我是农村的，都没人信”。

周正庚还热衷于各种电子产品。他来温州打工五年，基本上每年换一个手机。索爱、三星、H T C、苹果iPhone，手机各大品牌他都用过。这些手机中，最低的价格是1600元，最高的是iPhone水货机3300元。“现在手头有点紧，等明年再换iPhone4吧”。

2008年，周正庚还斥资7500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此后，网络就成为他每天下班休闲的主要方式，“一天上网时间有2个多小时。”平日休闲时，周正庚喜欢外出旅游，“雁荡山这些温州景点都玩遍了”。去年“五一”，他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大罗山野外露营。

“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消费方式也趋同于城市，对农村的认同感正在日益减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增阳说。

郑英锐认同徐增阳的观点。他自小就没怎么干过农活，对农业几乎一窍不通。90后的曹灵凯亦是如此，曹灵凯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更接近城市，只是户籍上属于农村而已。

去留两难间政策与现实都很渺茫

然而，尽管他们更向往城市，城市却非他们的落脚之地。郑英锐和曹灵凯几乎没想过能够留在温州，“温州的房价两三万元一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

郑英锐的规划是，在温州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且赚到一定的钱，再回老家，“也不太会回村子里，应该是到县城做点小生意吧。”曹灵凯和周正庚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今年8月，周正庚刚刚拿了属于自己的新房的钥匙，他的新房并不在他们村子里，而是在县城。

2010年初，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年的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在报告末端的对策和建议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

对这些政策，郑英锐和曹灵凯他们并不了解。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谁都说不清楚。或许，他们还有希望留在温州，但是现在看上去却是那么的渺茫。

大事记

1998年

1月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施行，为保证参保人员跨省区流动并在城镇就业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顺畅转移接续提供了法律依据。

3月

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9月

广东省颁布《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以来，厦门、南京、深圳、北京、天津、郑州等地相继制定了类似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12月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规定流动人员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暂住户口登记。

这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下，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遭重创。但中国不仅没卷入那场灾难，反而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幸运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工不再暂居城市，而是长期居住，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