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论国家与革命

Admin 周四十月 20, 2011 11:13 pm

马恩列斯论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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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宣言》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宣言》

***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宣言》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
国家即
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的
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宣言》

***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宣言》

***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宣言》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

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 echen〉，......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马克思 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
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
————马克思恩格斯《***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恩格斯《反杜林论》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抛掉为止。
——1891年3月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1891年3月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一九一七年四月

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九一七年九月

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九一七年十月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
态度
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
什么
。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列宁：国家与革命》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

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列宁：国家与革命》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注：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列宁：国家与革命》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
不与任何人
分掌而
直接
凭借
群众武装
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列宁：国家与革命》

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

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
“集中一切破坏力量”
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
不是
去改善
国家机器。
———《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

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列宁：国家与革命》

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列宁：国家与革命》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列宁：国家与革命》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消灭议会制而保留代议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列宁：国家与革命》

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列宁：国家与革命》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列宁：国家与革命》

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就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列宁：国家与革命》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
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在同等的劳动下，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同等份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取消，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特别说明：***发展了列宁关于“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
资产阶级
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会保留没有
资本家
的资产阶级国家”。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Admin 周四十月 20, 2011 11:16 pm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
所有制
变更
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尖锐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资本家被打倒了，但仍是阶级社会，仍有资产阶级，不仅有旧的资产阶级，而且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就在***内！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1976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1964年12月12日的一个批示印发党内，这个批示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列宁：国家与革命》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列宁：国家与革命》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
……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列宁：国家与革命》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列宁：国家与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列宁：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列宁：国家与革命》

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国家与革命》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12》）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列宁：国家与革命》

“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内阁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须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无畏的精神并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革命地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内就能够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和根绝官僚制。我们要学习公社社员的革命勇气，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办法就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能立刻实现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列宁：国家与革命》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 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 ”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
推翻资产阶级
，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

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

现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或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赛而加强的军事机构已经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军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列宁：国家与革命》

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摈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1919年7月11日《列宁：论国家》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一九二零年七月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capitalist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注：凡尔赛派是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后在凡尔赛成立的以阿·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极为残酷的镇压，是巴黎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九二零年七月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一九二零年七月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对群众使用暴力的专政。除了对群众一贯使用暴力以外，这种专政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支柱。后方和前线的死刑，工厂和铁路的军事化，枪杀，——这就是这个专政的“武库”。用暴力辅助“民主的”欺骗，用“民主的”欺骗掩盖暴力，——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全套伎俩。
————1917年10月《斯大林：反革命的阴谋》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1926年1月《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绝无例外）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
————1926年11月《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它的旧军队，粉碎它的官僚机关，粉碎它的警察，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马恩列斯论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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