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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Admin 周五 十月 21, 2011 6:12 pm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发布时间：2005-05-25 阅读次数：143968次 本文章来自：sjc
□ 陈力丹
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德国***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她出生于波兰一个木才商人家庭，只比列宁小一岁，17岁参加革命斗争，是与列宁同时代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1919年1月15日，她和另一位德国***的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军队逮捕并当即杀害；一个多月后，她的战友和情人、德国***的第三号领导人利奥·约基希斯也遭杀害。在卢森堡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时、在她创立德国***时，分别与列宁发生过论战，其中一部分涉及党内和苏维埃国家的交往政策问题。她和列宁的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西欧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之间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对同一问题看法的差异。
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的论战
1904年5月，列宁发表了与党内孟什维克的论战性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他依据党的二大会议记录，详尽地分析了每个代表的发言和大会后党的领导机构的各种文件，论证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的矛盾，认为孟什维克是党的三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以后，不以党性而以小组意识和派别意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重新建立起来了，列宁把它视为“进一步”，但是党在建立的时候又出现了非党性的孟什维克，并且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机构，列宁认为这是“退两步”，俄国党存在着新的危机。
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普列汉诺夫要求党中央摈弃这本书，中央委员会内也有人想阻止书的刊印和发行。孟什维克对这本书感到恼怒。该书传播很快，卢森堡在7月看到后，立即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译文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8页。以下不再具体标明页数）一文，对该书作了评价。文章发表在当时由孟什维克掌握的俄国党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和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
1．卢森堡的基本观点
她首先谈到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问题，认为在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必须把分散的、独立的小组联合成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党，俄国党的组织必然要实行集中制。就这一点而言，卢森堡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她与列宁的观点相佐。
卢森堡批评中阐述的观点可以根据为以下几点：
（1）她认为，党的集中制不能是“极端的集中制”和“无情的集中制”，不能把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队伍同周围还没有组织起来但积极革命的环境区分开来，把实行严格的纪律同等为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的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2）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与法国18世纪的雅各宾党人和19世纪工人运动中的布朗基派的组织形式不同。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历史上第一个必须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独立行动的运动，不能像布朗基密谋集团那样将组织、觉悟和斗争机械地、暂时地分割开来。她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都盲目地服从中央，中央机关“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也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从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
（3）她认为列宁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她指出：“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养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
（4）强调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她给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结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集中，应是中央机关在集中了党的多数意见的基础上执行多数的意见，而不是中央机关少数从代替全党来集中。她认为这种集中在俄国还不存在，因为俄国没有受过政治自由训练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拥有直接影响中央的条件，例如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公开的党报，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活动能力和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这种集中制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她写道：“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的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的时候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和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5）卢森堡认为列宁主张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党的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例行公事”，唯一医治的办法就是全党生气勃勃的精神交流，她指出：“如果批语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自觉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她批评列宁：“他的思想过程主要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俄国党的一部分人企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这是一种主观主义。
（6）她批评列宁有这样的观点，即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的纪律。她认为这样的观点“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倒不如说恰恰可以证明它同机会主义观点相近。“一般来说，在革命的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运动还处于摸索过程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类似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喜爱的组织倾向恰恰是严格的专制的集中制。”她谈到的例子是德国党当初的拉萨尔独裁。
（7）她不否认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因为党的策略需要进行不可避免的摸索和试验，会出现迷途，但是，“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制定组织章程来禁止机会主义潮流的出现，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企图通过 这种纸上的手段来防止机会主义，事实上受害的不是机会主我，而会是社会民主党自己。因为这一企图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健康生命的脉搏跳动”。她的意思是，事先的禁止会使得党内精神活动和党员的首创精神受到压抑，不利于党内的思想交流，而正确的策略本来是要经过摸索和试验才能获得。
卢森堡以下面一句话结束了她的文章：“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很多和有价值很多。”
上面所谈的主要是党的组织问题，但几乎无处不涉及到党内的意见交流和党内这种交流的法权依据问题。
2．列宁的反驳
列宁在看到卢森堡的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投给了发表卢森堡文章的《新时代》。全是主编考茨基拒绝发表，理由是：文章虽然谈的是俄国党的事情，但目的是谈德国党的问题。列宁对这种论战的不公正极为气愤。根据列宁写文章的风格，这篇文章的口气算是温和的，主要目的是澄清一些事实，他认为卢森堡完全不了解俄国党的情况。列宁说，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所谈的许多观点并不是列宁的。他辩解说，他的书始终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原则。
列宁否认他说过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这个条文正是孟什克在党的二大上提出的。他写道：“我们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该不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纯粹的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在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会的中央机关里占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空话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1]
列宁批评道：“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等等。”[2]当时少数派（孟什维克）掌握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利用他们的权力阻止召开党的三大，将多数派的出版社宣布为非党的出版社，中央机关报拒绝刊登多数派的文章。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将少数派反对极端集中制和主张自治的言论，与他们的集中制的行动相对照，这些言论是虚伪的。
列宁说：“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3]查看列宁的原著，他确实赞扬过工厂的教育作用，他将工厂的纪律分为“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他否认前者，但认为正是由于后者，“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4］
关于雅各宾派或布朗基密谋派，列宁指出，这是孟什维克加在他头上的，他并没有将演目历史上的党派与现在俄国党内的两派等同。
关于用党章防止机会主动脉义的问题，列宁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5]查看原著，列宁确实说过这样一段话，原文如下：“问题不在于党间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6]
3．如何看待这次论战
这两个人之间的论战，总体上是在各说各的，因为显然卢森堡是从她所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出发谈问题，而列宁是从他所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特殊环境谈问题。在德国党内，当时主要问题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官僚主义地处理党内思想交流，无视党员群众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因而，当卢森堡看到俄国党内关于“极端集中制”的争论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党的经验与现实，其实她谈俄国党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借此机会给德国党的中央机关看的。列宁似乎对卢林堡批评极端集中制的论证有些不屑一顾，因为俄国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实行极端集中制，而是孟什维克少数派利用手中掌握的中央机关的权力在对多数派实和这种集中制，不执行多数派通过的二大党纲和党间，他认为卢森堡批评的对象搞错了。
如果撇开论战的所指，仅就卢森堡论证的问题而言。她关于党的领导机构如何倡导党内积极的思想交流、倡导首创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她的文章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即中央机关和党员群众究竟谁执行谁的意志？她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破灭的希望》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摧毁“任何领袖迄今为止的基础，即群众的愚昧”。此后又在《再论群众和领袖》一文中再次论证道：“所谓工人阶级决不 量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7]
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交往政策的论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卢森堡被关在德意志帝国的布勒斯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监狱中。她从报刊上获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论俄国革命》是她在监狱中于1918年秋写的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1918年11月爆发德国民主革命，她得以出获并立即投身于革命，因而稿子没有写完。卢森堡牺牲后，她的战友、后来曾任德国***主义的保尔·勒维（1921年3月该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因批评暴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于1921年底首次发表了这份手稿的抄件。1928年发现原稿，此后这一手稿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共有十几个版本。中文版第一次发表于1981年。
1．卢森堡的基本观点
这部手稿涉及到苏维埃俄国的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她认为十月革命是在可以想象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的一次“工人阶级专政的试验”。她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二号领导人，写道：“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放矿山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8]同时她还写道：“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做到一点。”[9]从这个思想出发，她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点。
其中涉及苏维埃俄国交往政策的部分，卢森堡的主要观点如下：
（1）卢森堡认为，“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10]她对托洛茨基解释在革命胜利后解散立宪会议的理由中内含的观念提出了批评，主要涉及两句话：“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不适于现在的发展，“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主的偶像崇拜者”。她批评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肖一切民主制的偶像崇拜者”。她批评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还要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1]
她还批评了列宁的观点：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有。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她认为，这一简单化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国家不需要对人民进行行使各种自由权利的政治训练，但是无产阶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生存。“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12]卢森堡说的政治训练，指的是让群众熟悉并习惯于行驶政治自由的各项权利，以这种方式参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
（2）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探索，它不能由少数人钦定，必须要让人民群众能够通过行驶各项自由权利的途径参与这种探索。她谈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现实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几条大的方针”，由于这种情况，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那么，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和开辟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强调必须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使社会思想活跃起来。她写道：“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制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源泉。……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13]
（3）恐怖统治和专横独断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卢森堡完全赞同对资产阶级必要的镇压，但她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含义，即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劳动纪律、社会秩序和思想问题。他注意到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谈到革命中会混进不少冒险家和骗子，腐化不可避免。[14]全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卢森堡不赞同列宁强调主要以处罚为主的思路。她写道：“社会本能代替自私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15]
关于对言论出版自由本质的认识，卢森堡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译“密尔”）的观点是一致的。穆勒在1859年英国基本上废除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法律的情况下，谈到一个新的问题，即当没有了法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以后，社会中关于某一问题的意见，只有一个人可能发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多数的暴虐”的恐怖统治问题。鉴于多数人能够以多数本身来压制少数人发表意见，因此，他的基本观点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实质是看少数人是否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16]（参见穆勒《论自由》第二章）。
卢森堡在谈到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运用言论出版自由的时候，也以同样思路写道：“只能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17]她这里讲的背景与穆勒不同，从前后文看，是指在剥夺了直接反抗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以后，如何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让群众通过运用政治自由而熟悉、习惯于政治自由，得到民主政治的训练，从而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范围内，必须容许与党和政府不同的意见，特别要容许少数意见的发表。这种政治自由可以达到“振奋人心、有益、净化”等的社会作用；是对***的一种制约。相反，如果自由只意味着发表与政府一致的意见。这种自由就真的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东西了，毫无意义。
卢森堡还就处于进攻状态的无产阶级的党写道：“恐怖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处于攻城状态的联队都不可抗拒地会趋向专横独断，而任何一种专横独断都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手中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唯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态度。”[18]
（4）“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要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治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19]这是卢森堡从另一个角度谈到政治自由的意义，即它起到对党和苏维埃官员的监督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使她看到一旦党内思想交流停滞，党的机关必然官僚化。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仅一年时间，在取消了普选、解散立宪会议、封闭了几乎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以后，她敏锐地意识到俄国存在着形式上政治生活热闹、实际上社会思想单一化的危险。就此她写道：
“没有普选，滑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来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而已，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五笔桥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20]
关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除了必须侵犯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外，卢森堡认为：“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21]显然，她把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积极参与和对官员的监督，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内涵。
（5）不能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卢森堡显然看到了考茨基1918年8月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于10月中旬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不是同名的小册子）。他认为双方都是片面的，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22]当然卢森堡是思想批判上这样说，她坚决批判考茨基，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
不过在一些关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论上，同出于德国民主制生活背景的考茨基谈的某些问题，与卢森堡是相近的。例如考茨基写道：“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能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机构——各阶级各党派在其中有代表性并可以发表意见——而实际上的专政就只会允许发表适合自己的报道。无论专政者利用这种可能性与否，他们发表的报道是很得不到依赖的。这并不能使批评沉默，它只好寻找地下的途径。它通过口传散布开来，几乎同公开发表一样迅速，不过没有宣传的限制而已。谣言是没有界限的。这样，我们就会被从左到右互相矛盾的消息所困惑，我们只好对它们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23]他也估计到由于这种简单的剥夺而使苏维埃可能发生腐化，写道：“它当然可以摧毁许多资本主义财产，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就会再抬头，也许它会迅速地再度出现，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员加以变换。代替以前的资本家的（现代他们成了无产者），将是变成资本家的无产者或者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不断地大揩其油，而使政府方面无可奈何，只能消除混乱现象以维持秩序。”[24]
尽管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批评，但她认为“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问题在于，不能把俄国人被迫采取的一些行动当作样板确定下来，一旦把这样的经验僵化起来，危险就业了。就此，卢森堡写道：
“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25]
2．列宁对卢森堡的基本态度
列宁当时不知道卢森堡有这样一部手稿。在卢森堡牺牲一个多月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主持开幕式时的第一提议是：全体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
1921年底卢的手稿抄件发表后，列宁在1922年2月写的《政治家的短评》中借批判出版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前德国***主席保尔·勒维，对卢森堡与他的两次论战作了结论，均认为是卢犯了错误，而自己是正确的。他写道：“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南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有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在工人运动后院烘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26]
这段话里，列宁所说的“再版”一词可能有误，他看到的只能是1921底的那个版本，1922年初没有再版过。列宁谈到“1903年”卢对孟什维克的评价，指的是她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时间上有误，应是1904年7月。列宁所说卢森堡纠正了很大一部分错误，根据是1921年底德国***中央委员克拉拉·蔡特金列举的卢出狱后一些口头言论和另一位中央委员阿道夫·瓦尔斯基提供的卢于1918年底给他写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卢这时已经牺牲了两年多，死无对证。从现在各方面的研究材料看，这两位德国***的中央委员当时依附于俄共（布），卢的口头言论没有旁证；卢信中的一句话的所指，可以做各种解释。
莱维在出版卢森堡的著作时就想到过可能会引起各种看法，因而他在书的前言里谈到，书的出版会有两种责难：一是他现在才发表，二是他现在还发表这份手稿。他的解释是：第一，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已经巩固；第二，俄国布尔什今天我的政策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只有批判地思考，才能分清持久性和偶然性、宝石和瓦砾、真理和谎言。[27]看来，被党内左派开除的莱维还是持社会主义立场，考虑到现在公开批评不会危及苏维埃俄车这一因素。但是，这仍不能被列宁所接受，列宁骂他为粪堆里的“鸡”和“在资产阶级面前献殷勤”。
3．关于《论俄国革命》的评价问题
由于身陷囹圄，卢森堡对于列宁和俄国党为什么会采取后来那样的交往政策，难以从实践上予以更多的理解（尽管她已经在这方面说了很多宏观上理解的话）。列宁原来设想的苏维埃的交往政策实质上是很民主的，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如原来设想的那样顺利，造成1918年封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制造或参与叛乱。列宁并非没有想到形式民主的问题，而是把思想的侧重点放到了如何实际上保障劳动人民获得出版自由上（参见本书第十四章）。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必要的形式样，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也难以真正实现。这种思想的倾斜，确实可能造成对形式民主的忽视，卢森堡的提醒是有意义的。
关于专政与民主，卢森堡批评列宁和考茨基都带片面性，但是她对双方的批评本身，似乎也有些武断。当强调某一方面时，人们通常着重论证这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点到为止。从列宁和考茨基的原著看，可能强调自己所论证的一面太强烈了，均给人造成一种完全一面倒的印象，仔细阅读，其实两人都谈到另一面。
如果抛开一些具体事实认识上的差误，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是很可贵的，一位惨遭敌人杀害的女革命家、最早的***的创始人提供了观察十月革命后交往政策的另一个视角。这是一部“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著作”。[28]
卢森堡长期从事政治自由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党务工作，运用政治自由展开各种活动是一种既定期生活状态。当她看到自己政治上的同志掌握了政权后的情景（十几个领袖人物发号施令，一群工人中的精英为之鼓掌和一致通过决议，等等）。自然会从自己生活的环境出发，提出疑问，发出议论。尽管她与考茨基已经分裂，但毕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环境中，虽然在批判考茨基，却在论证本国以外的问题时，思路很接近，显然，将生活环境作为参照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明显原因。
卢森堡论述的苏维埃俄国的交往政策，角度不同，但最后都落到了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和内容以及两者的统一上。苏维埃的群众应该能够通过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的主体而不是十几个杰出领导人的附庸。苏维埃的群众应该能够通过行使各项政治自由的权利，有效地监督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工作。“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至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个思想，曾是关于卢森堡思想讨论中的一个论点。前东德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本卢森堡传记的作者弗·厄斯纳认为，这是一句“危险的话”，“意味着反革命的自由”。[29]而卢森堡的战友、曾是德国***领导人之一的保尔·弗勒利希在1939年出版的关于卢森堡的著作中，关于这句话他的理解是：她主张采取严厉的革命措施来反对一切抗拒革命的人，但是她不愿意看到批评的自由遭到压制，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种自由是防止新的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另一位德国的研究者伊林·弗恰尔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卢森堡的这段话是她的一个深刻的政治信念，他接着写道：“对于‘思想相问者’来说，并不需要先要求政治上言论、集会和组织自由，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保持不同意见的权利。政治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30]
任何经验的传播都需要考虑适用性。对于俄（布）的经验，卢森堡坚决反对照搬，否则，危险就会发生。此后几十年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机械照搬俄国人的经验、不结合本地的实际的事情很多，失败的教训也同样多。这个预言，被卢森堡言中了。
卢森堡这部手稿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反对把一切集中在党和政府手中，而排除苏维埃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监督。现在回顾历史，她当时关于“一小撮政治家专政”的论述值得重复读一下：“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果然，卢森堡话不幸又言中了。列宁之后十年，就发生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重大错误。对此地，早在1963年在引证卢的话后也写道：“‘任何长期的戒严状态的统治都必然导致独裁……’罗莎·卢森堡在这里预见到了党机器和国家机关的集中制恐怖主义的长期专政的非人特点：这种专政后来成了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支柱。”[32]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交往政策问题发生的起点，确实可以从1918年看到端倪。当初并不算大的政策失误，一旦形成传统就很难克服。
注释：[1]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8卷39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9—4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8卷26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0、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5、3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9—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16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0—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 参见密尔《论自由》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7]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1—3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69—70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24]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70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25]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6]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453—45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7]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 商鼎《关于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版本》，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书信集》第4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9]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0]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发布时间：2005-05-25 阅读次数：143968次 本文章来自：sjc
□ 陈力丹
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德国***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她出生于波兰一个木才商人家庭，只比列宁小一岁，17岁参加革命斗争，是与列宁同时代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1919年1月15日，她和另一位德国***的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军队逮捕并当即杀害；一个多月后，她的战友和情人、德国***的第三号领导人利奥·约基希斯也遭杀害。在卢森堡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时、在她创立德国***时，分别与列宁发生过论战，其中一部分涉及党内和苏维埃国家的交往政策问题。她和列宁的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西欧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之间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对同一问题看法的差异。
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的论战
1904年5月，列宁发表了与党内孟什维克的论战性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他依据党的二大会议记录，详尽地分析了每个代表的发言和大会后党的领导机构的各种文件，论证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的矛盾，认为孟什维克是党的三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以后，不以党性而以小组意识和派别意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重新建立起来了，列宁把它视为“进一步”，但是党在建立的时候又出现了非党性的孟什维克，并且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机构，列宁认为这是“退两步”，俄国党存在着新的危机。
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普列汉诺夫要求党中央摈弃这本书，中央委员会内也有人想阻止书的刊印和发行。孟什维克对这本书感到恼怒。该书传播很快，卢森堡在7月看到后，立即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译文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8页。以下不再具体标明页数）一文，对该书作了评价。文章发表在当时由孟什维克掌握的俄国党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和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
1．卢森堡的基本观点
她首先谈到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问题，认为在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必须把分散的、独立的小组联合成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党，俄国党的组织必然要实行集中制。就这一点而言，卢森堡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她与列宁的观点相佐。
卢森堡批评中阐述的观点可以根据为以下几点：
（1）她认为，党的集中制不能是“极端的集中制”和“无情的集中制”，不能把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队伍同周围还没有组织起来但积极革命的环境区分开来，把实行严格的纪律同等为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的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2）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与法国18世纪的雅各宾党人和19世纪工人运动中的布朗基派的组织形式不同。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历史上第一个必须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独立行动的运动，不能像布朗基密谋集团那样将组织、觉悟和斗争机械地、暂时地分割开来。她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都盲目地服从中央，中央机关“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也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从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
（3）她认为列宁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她指出：“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养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
（4）强调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她给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结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集中，应是中央机关在集中了党的多数意见的基础上执行多数的意见，而不是中央机关少数从代替全党来集中。她认为这种集中在俄国还不存在，因为俄国没有受过政治自由训练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拥有直接影响中央的条件，例如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公开的党报，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活动能力和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这种集中制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她写道：“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的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的时候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和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5）卢森堡认为列宁主张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党的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例行公事”，唯一医治的办法就是全党生气勃勃的精神交流，她指出：“如果批语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自觉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她批评列宁：“他的思想过程主要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俄国党的一部分人企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这是一种主观主义。
（6）她批评列宁有这样的观点，即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的纪律。她认为这样的观点“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倒不如说恰恰可以证明它同机会主义观点相近。“一般来说，在革命的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运动还处于摸索过程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类似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喜爱的组织倾向恰恰是严格的专制的集中制。”她谈到的例子是德国党当初的拉萨尔独裁。
（7）她不否认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因为党的策略需要进行不可避免的摸索和试验，会出现迷途，但是，“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制定组织章程来禁止机会主义潮流的出现，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企图通过 这种纸上的手段来防止机会主义，事实上受害的不是机会主我，而会是社会民主党自己。因为这一企图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健康生命的脉搏跳动”。她的意思是，事先的禁止会使得党内精神活动和党员的首创精神受到压抑，不利于党内的思想交流，而正确的策略本来是要经过摸索和试验才能获得。
卢森堡以下面一句话结束了她的文章：“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很多和有价值很多。”
上面所谈的主要是党的组织问题，但几乎无处不涉及到党内的意见交流和党内这种交流的法权依据问题。
2．列宁的反驳
列宁在看到卢森堡的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投给了发表卢森堡文章的《新时代》。全是主编考茨基拒绝发表，理由是：文章虽然谈的是俄国党的事情，但目的是谈德国党的问题。列宁对这种论战的不公正极为气愤。根据列宁写文章的风格，这篇文章的口气算是温和的，主要目的是澄清一些事实，他认为卢森堡完全不了解俄国党的情况。列宁说，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所谈的许多观点并不是列宁的。他辩解说，他的书始终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原则。
列宁否认他说过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这个条文正是孟什克在党的二大上提出的。他写道：“我们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该不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纯粹的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在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会的中央机关里占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空话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1]
列宁批评道：“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等等。”[2]当时少数派（孟什维克）掌握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利用他们的权力阻止召开党的三大，将多数派的出版社宣布为非党的出版社，中央机关报拒绝刊登多数派的文章。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将少数派反对极端集中制和主张自治的言论，与他们的集中制的行动相对照，这些言论是虚伪的。
列宁说：“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3]查看列宁的原著，他确实赞扬过工厂的教育作用，他将工厂的纪律分为“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他否认前者，但认为正是由于后者，“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4］
关于雅各宾派或布朗基密谋派，列宁指出，这是孟什维克加在他头上的，他并没有将演目历史上的党派与现在俄国党内的两派等同。
关于用党章防止机会主动脉义的问题，列宁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5]查看原著，列宁确实说过这样一段话，原文如下：“问题不在于党间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6]
3．如何看待这次论战
这两个人之间的论战，总体上是在各说各的，因为显然卢森堡是从她所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出发谈问题，而列宁是从他所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特殊环境谈问题。在德国党内，当时主要问题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官僚主义地处理党内思想交流，无视党员群众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因而，当卢森堡看到俄国党内关于“极端集中制”的争论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党的经验与现实，其实她谈俄国党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借此机会给德国党的中央机关看的。列宁似乎对卢林堡批评极端集中制的论证有些不屑一顾，因为俄国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实行极端集中制，而是孟什维克少数派利用手中掌握的中央机关的权力在对多数派实和这种集中制，不执行多数派通过的二大党纲和党间，他认为卢森堡批评的对象搞错了。
如果撇开论战的所指，仅就卢森堡论证的问题而言。她关于党的领导机构如何倡导党内积极的思想交流、倡导首创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她的文章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即中央机关和党员群众究竟谁执行谁的意志？她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破灭的希望》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摧毁“任何领袖迄今为止的基础，即群众的愚昧”。此后又在《再论群众和领袖》一文中再次论证道：“所谓工人阶级决不 量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7]
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交往政策的论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卢森堡被关在德意志帝国的布勒斯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监狱中。她从报刊上获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论俄国革命》是她在监狱中于1918年秋写的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1918年11月爆发德国民主革命，她得以出获并立即投身于革命，因而稿子没有写完。卢森堡牺牲后，她的战友、后来曾任德国***主义的保尔·勒维（1921年3月该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因批评暴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于1921年底首次发表了这份手稿的抄件。1928年发现原稿，此后这一手稿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共有十几个版本。中文版第一次发表于1981年。
1．卢森堡的基本观点
这部手稿涉及到苏维埃俄国的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她认为十月革命是在可以想象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的一次“工人阶级专政的试验”。她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二号领导人，写道：“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放矿山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8]同时她还写道：“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做到一点。”[9]从这个思想出发，她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点。
其中涉及苏维埃俄国交往政策的部分，卢森堡的主要观点如下：
（1）卢森堡认为，“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10]她对托洛茨基解释在革命胜利后解散立宪会议的理由中内含的观念提出了批评，主要涉及两句话：“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不适于现在的发展，“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主的偶像崇拜者”。她批评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肖一切民主制的偶像崇拜者”。她批评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还要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1]
她还批评了列宁的观点：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有。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她认为，这一简单化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国家不需要对人民进行行使各种自由权利的政治训练，但是无产阶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生存。“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12]卢森堡说的政治训练，指的是让群众熟悉并习惯于行驶政治自由的各项权利，以这种方式参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
（2）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探索，它不能由少数人钦定，必须要让人民群众能够通过行驶各项自由权利的途径参与这种探索。她谈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现实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几条大的方针”，由于这种情况，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那么，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和开辟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强调必须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使社会思想活跃起来。她写道：“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制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源泉。……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13]
（3）恐怖统治和专横独断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卢森堡完全赞同对资产阶级必要的镇压，但她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含义，即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劳动纪律、社会秩序和思想问题。他注意到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谈到革命中会混进不少冒险家和骗子，腐化不可避免。[14]全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卢森堡不赞同列宁强调主要以处罚为主的思路。她写道：“社会本能代替自私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15]
关于对言论出版自由本质的认识，卢森堡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译“密尔”）的观点是一致的。穆勒在1859年英国基本上废除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法律的情况下，谈到一个新的问题，即当没有了法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以后，社会中关于某一问题的意见，只有一个人可能发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多数的暴虐”的恐怖统治问题。鉴于多数人能够以多数本身来压制少数人发表意见，因此，他的基本观点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实质是看少数人是否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16]（参见穆勒《论自由》第二章）。
卢森堡在谈到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运用言论出版自由的时候，也以同样思路写道：“只能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17]她这里讲的背景与穆勒不同，从前后文看，是指在剥夺了直接反抗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以后，如何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让群众通过运用政治自由而熟悉、习惯于政治自由，得到民主政治的训练，从而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范围内，必须容许与党和政府不同的意见，特别要容许少数意见的发表。这种政治自由可以达到“振奋人心、有益、净化”等的社会作用；是对***的一种制约。相反，如果自由只意味着发表与政府一致的意见。这种自由就真的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东西了，毫无意义。
卢森堡还就处于进攻状态的无产阶级的党写道：“恐怖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处于攻城状态的联队都不可抗拒地会趋向专横独断，而任何一种专横独断都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手中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唯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态度。”[18]
（4）“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要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治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19]这是卢森堡从另一个角度谈到政治自由的意义，即它起到对党和苏维埃官员的监督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使她看到一旦党内思想交流停滞，党的机关必然官僚化。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仅一年时间，在取消了普选、解散立宪会议、封闭了几乎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以后，她敏锐地意识到俄国存在着形式上政治生活热闹、实际上社会思想单一化的危险。就此她写道：
“没有普选，滑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来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而已，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五笔桥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20]
关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除了必须侵犯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外，卢森堡认为：“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21]显然，她把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积极参与和对官员的监督，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内涵。
（5）不能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卢森堡显然看到了考茨基1918年8月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于10月中旬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不是同名的小册子）。他认为双方都是片面的，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22]当然卢森堡是思想批判上这样说，她坚决批判考茨基，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
不过在一些关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论上，同出于德国民主制生活背景的考茨基谈的某些问题，与卢森堡是相近的。例如考茨基写道：“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能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机构——各阶级各党派在其中有代表性并可以发表意见——而实际上的专政就只会允许发表适合自己的报道。无论专政者利用这种可能性与否，他们发表的报道是很得不到依赖的。这并不能使批评沉默，它只好寻找地下的途径。它通过口传散布开来，几乎同公开发表一样迅速，不过没有宣传的限制而已。谣言是没有界限的。这样，我们就会被从左到右互相矛盾的消息所困惑，我们只好对它们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23]他也估计到由于这种简单的剥夺而使苏维埃可能发生腐化，写道：“它当然可以摧毁许多资本主义财产，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就会再抬头，也许它会迅速地再度出现，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员加以变换。代替以前的资本家的（现代他们成了无产者），将是变成资本家的无产者或者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不断地大揩其油，而使政府方面无可奈何，只能消除混乱现象以维持秩序。”[24]
尽管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批评，但她认为“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问题在于，不能把俄国人被迫采取的一些行动当作样板确定下来，一旦把这样的经验僵化起来，危险就业了。就此，卢森堡写道：
“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25]
2．列宁对卢森堡的基本态度
列宁当时不知道卢森堡有这样一部手稿。在卢森堡牺牲一个多月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主持开幕式时的第一提议是：全体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
1921年底卢的手稿抄件发表后，列宁在1922年2月写的《政治家的短评》中借批判出版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前德国***主席保尔·勒维，对卢森堡与他的两次论战作了结论，均认为是卢犯了错误，而自己是正确的。他写道：“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南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有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在工人运动后院烘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26]
这段话里，列宁所说的“再版”一词可能有误，他看到的只能是1921底的那个版本，1922年初没有再版过。列宁谈到“1903年”卢对孟什维克的评价，指的是她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时间上有误，应是1904年7月。列宁所说卢森堡纠正了很大一部分错误，根据是1921年底德国***中央委员克拉拉·蔡特金列举的卢出狱后一些口头言论和另一位中央委员阿道夫·瓦尔斯基提供的卢于1918年底给他写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卢这时已经牺牲了两年多，死无对证。从现在各方面的研究材料看，这两位德国***的中央委员当时依附于俄共（布），卢的口头言论没有旁证；卢信中的一句话的所指，可以做各种解释。
莱维在出版卢森堡的著作时就想到过可能会引起各种看法，因而他在书的前言里谈到，书的出版会有两种责难：一是他现在才发表，二是他现在还发表这份手稿。他的解释是：第一，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已经巩固；第二，俄国布尔什今天我的政策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只有批判地思考，才能分清持久性和偶然性、宝石和瓦砾、真理和谎言。[27]看来，被党内左派开除的莱维还是持社会主义立场，考虑到现在公开批评不会危及苏维埃俄车这一因素。但是，这仍不能被列宁所接受，列宁骂他为粪堆里的“鸡”和“在资产阶级面前献殷勤”。
3．关于《论俄国革命》的评价问题
由于身陷囹圄，卢森堡对于列宁和俄国党为什么会采取后来那样的交往政策，难以从实践上予以更多的理解（尽管她已经在这方面说了很多宏观上理解的话）。列宁原来设想的苏维埃的交往政策实质上是很民主的，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如原来设想的那样顺利，造成1918年封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制造或参与叛乱。列宁并非没有想到形式民主的问题，而是把思想的侧重点放到了如何实际上保障劳动人民获得出版自由上（参见本书第十四章）。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必要的形式样，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也难以真正实现。这种思想的倾斜，确实可能造成对形式民主的忽视，卢森堡的提醒是有意义的。
关于专政与民主，卢森堡批评列宁和考茨基都带片面性，但是她对双方的批评本身，似乎也有些武断。当强调某一方面时，人们通常着重论证这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点到为止。从列宁和考茨基的原著看，可能强调自己所论证的一面太强烈了，均给人造成一种完全一面倒的印象，仔细阅读，其实两人都谈到另一面。
如果抛开一些具体事实认识上的差误，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是很可贵的，一位惨遭敌人杀害的女革命家、最早的***的创始人提供了观察十月革命后交往政策的另一个视角。这是一部“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著作”。[28]
卢森堡长期从事政治自由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党务工作，运用政治自由展开各种活动是一种既定期生活状态。当她看到自己政治上的同志掌握了政权后的情景（十几个领袖人物发号施令，一群工人中的精英为之鼓掌和一致通过决议，等等）。自然会从自己生活的环境出发，提出疑问，发出议论。尽管她与考茨基已经分裂，但毕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环境中，虽然在批判考茨基，却在论证本国以外的问题时，思路很接近，显然，将生活环境作为参照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明显原因。
卢森堡论述的苏维埃俄国的交往政策，角度不同，但最后都落到了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和内容以及两者的统一上。苏维埃的群众应该能够通过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的主体而不是十几个杰出领导人的附庸。苏维埃的群众应该能够通过行使各项政治自由的权利，有效地监督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工作。“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至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个思想，曾是关于卢森堡思想讨论中的一个论点。前东德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本卢森堡传记的作者弗·厄斯纳认为，这是一句“危险的话”，“意味着反革命的自由”。[29]而卢森堡的战友、曾是德国***领导人之一的保尔·弗勒利希在1939年出版的关于卢森堡的著作中，关于这句话他的理解是：她主张采取严厉的革命措施来反对一切抗拒革命的人，但是她不愿意看到批评的自由遭到压制，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种自由是防止新的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另一位德国的研究者伊林·弗恰尔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卢森堡的这段话是她的一个深刻的政治信念，他接着写道：“对于‘思想相问者’来说，并不需要先要求政治上言论、集会和组织自由，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保持不同意见的权利。政治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30]
任何经验的传播都需要考虑适用性。对于俄（布）的经验，卢森堡坚决反对照搬，否则，危险就会发生。此后几十年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机械照搬俄国人的经验、不结合本地的实际的事情很多，失败的教训也同样多。这个预言，被卢森堡言中了。
卢森堡这部手稿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反对把一切集中在党和政府手中，而排除苏维埃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监督。现在回顾历史，她当时关于“一小撮政治家专政”的论述值得重复读一下：“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果然，卢森堡话不幸又言中了。列宁之后十年，就发生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重大错误。对此地，早在1963年在引证卢的话后也写道：“‘任何长期的戒严状态的统治都必然导致独裁……’罗莎·卢森堡在这里预见到了党机器和国家机关的集中制恐怖主义的长期专政的非人特点：这种专政后来成了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支柱。”[32]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交往政策问题发生的起点，确实可以从1918年看到端倪。当初并不算大的政策失误，一旦形成传统就很难克服。
注释：[1]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8卷39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39—4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8卷26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0、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5、3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9—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16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0—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 参见密尔《论自由》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7]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1—3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69—70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24]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70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25]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6]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453—45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7]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 商鼎《关于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版本》，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书信集》第4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9]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0]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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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Admin 周五 十月 21, 2011 6:19 pm
从“集中制”到“民主的集中制”
--评罗莎·卢森堡对发展列宁建党组织原则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贾淑品 来源：
网络编辑：张文镝发布时间：2009-10-30点击数： 584打印本页【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列宁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在表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时使用了"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这导致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最初在党的组织原则上存在分歧，卢森堡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集中制"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尽管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政党组织原则存在一定的误解，但不能因此否认她在列宁建党学说上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列宁;罗莎·卢森堡;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运史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德国***的创始人。她思想深邃，才华横溢，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她和列宁一样，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都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他们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有些已经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作出了结论,而有些尚待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建党问题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发生的第一次论战。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她与列宁的观点相左。
一、列宁最初的建党准备和建党思想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出版了《火星报》，创刊号的报头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火星报》的创办，把俄国建党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张报纸成为列宁要建设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中心。这时，在俄国国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叫经济派。它主张工人搞经济斗争，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由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它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俄国要完成建党的任务，必须批判经济派，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为了批驳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提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推崇“自治"和“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等观点，列宁于1902年3月写作和出版了名著《怎么办？》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主张，指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并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组成党的领导核心，提出了必须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原则问题。
由于《火星报》为建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后迁到伦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国26个革命组织的43名代表。他们之中有的属于《火星报》派，有的属于经济派，还有“崩得”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以列宁为首的派别主张以集中制的原则组织一个政党，在党章中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活动；而马尔托夫等人则主张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组织。1904年,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再次阐明并完善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强调以集中制为基础建党。
列宁建党原则中最重要的要点包括：
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应该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①。
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由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②
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③。
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④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建党思想上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那么列宁最初关于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由这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是先锋队。他说，把作为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不行的，如果每一个参加罢工的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就是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取消党。
第二，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组织的总和，但却不是算术总和，即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每一个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并且要在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内生活。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才能领导整个阶级去进行斗争。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很多，如青年团、工会和合作社，等等。党是领导和团结无产阶级其他组织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第四，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不然党的生命就会停止。
第五，党必须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党内要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的方针和政策，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集中制”。
当时列宁偏重于强调集中制，而不是强调“民主集中制”。
第六，党内必须有全党共同遵守的纪律。这种纪律不仅普通党员要遵守，党的各级领导人也要遵守。否则，不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建党思想的批评
针对列宁的建党原则，罗莎·卢森堡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卢森堡针对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是“极端集中主义”。
她认为：“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⑤她强调：“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⑥，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应该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富有才干和经验的坚强核心来领导党。卢森堡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相反她认为“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⑦。从中可看出，她与列宁在建党思想上就集中制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她并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集中制，而是认为在沙俄的专制恐怖统治下，一个战斗的工人政党，如果没有纪律和集中制，就没有战斗力。她与列宁在集中制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党内如何实行集中。
列宁和卢森堡在利用党章条文反对机会主义上也存在着分歧：列宁认为，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可以反对机会主义，并且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利用党章条文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而卢森堡却认为，党的章程本身不能成为防止机会主义的武器，它仅仅是党内实际上存在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列宁认为，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纪律”和任何“官僚主义”。而卢森堡却认为，“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天赋能力，而‘知识’分子却是怀疑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⑧。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的这种集中制应该是“自我集中制”。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列宁的集中制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
卢森堡认为，这种“极端集中主义”实际上将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⑨。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将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连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也不能幸免。
卢森堡虽然批判列宁的集中制，但她在无产阶级专政立场方面和列宁是一致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卢森堡正在狱中，她一方面满腔热情地称赞这个革命，开篇即说：“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迫不及待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使命。”⑩她进而论道：“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11]但同时另一方面，她又为俄国的民主深深担忧。她在狱中写的《论俄国革命》在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同时，深刻地预见到如果没有民主保证，苏维埃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她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
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
枪决人质等等。”[12]卢森堡对革命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违背了民主自由的原则。她指出，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13]。
她在1911年8月29日发表于《莱比锡***》上的《再论群众和领袖》中说，“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14]“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15]她的名言是，“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16]。
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具有合理的成分，比如她思想中的内在民主精神是极为深刻的,她的担忧也很有历史远见性。斯大林就将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扭曲为个人集中制,这正是卢森堡所批评的“极端集中制”。依托这种集中制，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从理论上说，卢森堡建党思想中关于民主的见解说出了民主的真谛。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全体党员的意志通过什么形式和渠道集中到中央去，中央又以什么方式保证不歪曲执行全体党员的意志。这个问题当时列宁没解决，卢森堡也没解决，列宁之后也未能解决。卢森堡的建党思想侧重于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确实有许多闪光之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也脱离了当时俄共（布）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带有某种抽象理想主义的成分。
三、列宁借鉴吸取卢森堡建党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进一步结合国情发展了自己的建党思想
虽然列宁结合当时阶级斗争的现实和革命形势的要求就卢森堡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但是卢森堡的批评对列宁的革命实践乃至执政后的实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针对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的批评,列宁虽然十分气愤地说卢森堡是在歪曲他的思想,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应该说他也多少从她的文章中得到了启示,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意见。这表现在，从1905年后，列宁对自己的提法作了修改。从1899年到1904年,列宁只讲集中制。1905年12月，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宽松时，列宁领导党制定了《党的改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第1条写道：“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17]1906年，列宁领导党的四大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了党章。列宁阐述说,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制”的集中制,民主是对集中性质的说明和规定,即按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集中制，这种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对卢森堡批评的回应。
列宁还强调指出,“党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18]“必须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反对派的权利”[19]等。这些思想在俄共（布）执政后继续被列宁多次反复加以强调。可见,卢森堡的批评不仅对列宁阐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列宁的***执政思想发挥了重要影响。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党建设的积极成果，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总结了工人运动和建党实践的历史经验，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党学说，奠定了建党思想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执政党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1）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有铁的纪律的组织。（3）党必须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4）党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的。（5）党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本阶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6）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7）党必须坚持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反对任何派别活动。（8）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9）执政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并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检查和监督机构等。
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就是在吸取正确的建党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下逐渐发展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力量。
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开始,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证明了列宁所主张的纪律严明的、由职业革命家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斗力。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一个区区两万余人的小党,并且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大部分在国外。但是,在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就以其对组织问题的高度重视而迥异于其他的政党,他们所散发的传单号召党员深入到工厂和军队中去,团结工人和士兵组成苏维埃,以便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在这种号召下,布尔什维克党员纷纷走进工厂、矿山和军队，进行组织和动员工作。由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组织迅速建立起来,队伍迅速壮大,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队伍已经超过20万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队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壮大和发展,除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深入人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依靠坚强的组织力量,坚决贯彻党的领导人的指示,使工人和士兵很快理解了党的主张,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而许多其他政党虽然在革命开始时力量强于布尔什维克,但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却缩手缩脚,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坚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继续陷人民于水深火热，更没有坚定的领导和组织核心，所以力量发展迟缓。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已经在工厂和军队中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这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注释：
①②③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71页，第404页，第478-479页，第499、508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第44页，第41页，第50页，第41页,第59页,第69页,第90页,第83页,第96页,第97页,第58页。
[17]
《苏联***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3页。
[18]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62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1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胡毅）
--评罗莎·卢森堡对发展列宁建党组织原则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贾淑品 来源：
网络编辑：张文镝发布时间：2009-10-30点击数： 584打印本页【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列宁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在表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时使用了"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这导致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最初在党的组织原则上存在分歧，卢森堡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集中制"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尽管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政党组织原则存在一定的误解，但不能因此否认她在列宁建党学说上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列宁;罗莎·卢森堡;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运史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德国***的创始人。她思想深邃，才华横溢，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她和列宁一样，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都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他们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有些已经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作出了结论,而有些尚待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建党问题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发生的第一次论战。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她与列宁的观点相左。
一、列宁最初的建党准备和建党思想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出版了《火星报》，创刊号的报头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火星报》的创办，把俄国建党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张报纸成为列宁要建设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中心。这时，在俄国国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叫经济派。它主张工人搞经济斗争，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由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它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俄国要完成建党的任务，必须批判经济派，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为了批驳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提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推崇“自治"和“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等观点，列宁于1902年3月写作和出版了名著《怎么办？》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主张，指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并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组成党的领导核心，提出了必须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原则问题。
由于《火星报》为建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后迁到伦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国26个革命组织的43名代表。他们之中有的属于《火星报》派，有的属于经济派，还有“崩得”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以列宁为首的派别主张以集中制的原则组织一个政党，在党章中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活动；而马尔托夫等人则主张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组织。1904年,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再次阐明并完善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强调以集中制为基础建党。
列宁建党原则中最重要的要点包括：
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应该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①。
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由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②
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③。
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④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建党思想上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那么列宁最初关于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由这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是先锋队。他说，把作为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不行的，如果每一个参加罢工的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就是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取消党。
第二，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组织的总和，但却不是算术总和，即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每一个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并且要在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内生活。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才能领导整个阶级去进行斗争。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很多，如青年团、工会和合作社，等等。党是领导和团结无产阶级其他组织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第四，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不然党的生命就会停止。
第五，党必须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党内要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的方针和政策，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集中制”。
当时列宁偏重于强调集中制，而不是强调“民主集中制”。
第六，党内必须有全党共同遵守的纪律。这种纪律不仅普通党员要遵守，党的各级领导人也要遵守。否则，不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建党思想的批评
针对列宁的建党原则，罗莎·卢森堡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卢森堡针对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是“极端集中主义”。
她认为：“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⑤她强调：“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⑥，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应该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富有才干和经验的坚强核心来领导党。卢森堡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相反她认为“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⑦。从中可看出，她与列宁在建党思想上就集中制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她并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集中制，而是认为在沙俄的专制恐怖统治下，一个战斗的工人政党，如果没有纪律和集中制，就没有战斗力。她与列宁在集中制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党内如何实行集中。
列宁和卢森堡在利用党章条文反对机会主义上也存在着分歧：列宁认为，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可以反对机会主义，并且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利用党章条文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而卢森堡却认为，党的章程本身不能成为防止机会主义的武器，它仅仅是党内实际上存在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列宁认为，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纪律”和任何“官僚主义”。而卢森堡却认为，“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天赋能力，而‘知识’分子却是怀疑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⑧。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的这种集中制应该是“自我集中制”。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列宁的集中制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
卢森堡认为，这种“极端集中主义”实际上将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⑨。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将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连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也不能幸免。
卢森堡虽然批判列宁的集中制，但她在无产阶级专政立场方面和列宁是一致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卢森堡正在狱中，她一方面满腔热情地称赞这个革命，开篇即说：“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迫不及待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使命。”⑩她进而论道：“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11]但同时另一方面，她又为俄国的民主深深担忧。她在狱中写的《论俄国革命》在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同时，深刻地预见到如果没有民主保证，苏维埃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她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
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
枪决人质等等。”[12]卢森堡对革命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违背了民主自由的原则。她指出，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13]。
她在1911年8月29日发表于《莱比锡***》上的《再论群众和领袖》中说，“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14]“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15]她的名言是，“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16]。
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具有合理的成分，比如她思想中的内在民主精神是极为深刻的,她的担忧也很有历史远见性。斯大林就将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扭曲为个人集中制,这正是卢森堡所批评的“极端集中制”。依托这种集中制，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从理论上说，卢森堡建党思想中关于民主的见解说出了民主的真谛。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全体党员的意志通过什么形式和渠道集中到中央去，中央又以什么方式保证不歪曲执行全体党员的意志。这个问题当时列宁没解决，卢森堡也没解决，列宁之后也未能解决。卢森堡的建党思想侧重于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确实有许多闪光之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也脱离了当时俄共（布）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带有某种抽象理想主义的成分。
三、列宁借鉴吸取卢森堡建党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进一步结合国情发展了自己的建党思想
虽然列宁结合当时阶级斗争的现实和革命形势的要求就卢森堡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但是卢森堡的批评对列宁的革命实践乃至执政后的实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针对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的批评,列宁虽然十分气愤地说卢森堡是在歪曲他的思想,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应该说他也多少从她的文章中得到了启示,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意见。这表现在，从1905年后，列宁对自己的提法作了修改。从1899年到1904年,列宁只讲集中制。1905年12月，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宽松时，列宁领导党制定了《党的改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第1条写道：“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17]1906年，列宁领导党的四大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了党章。列宁阐述说,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制”的集中制,民主是对集中性质的说明和规定,即按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集中制，这种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对卢森堡批评的回应。
列宁还强调指出,“党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18]“必须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反对派的权利”[19]等。这些思想在俄共（布）执政后继续被列宁多次反复加以强调。可见,卢森堡的批评不仅对列宁阐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列宁的***执政思想发挥了重要影响。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党建设的积极成果，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总结了工人运动和建党实践的历史经验，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党学说，奠定了建党思想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执政党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1）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有铁的纪律的组织。（3）党必须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4）党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的。（5）党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本阶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6）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7）党必须坚持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反对任何派别活动。（8）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9）执政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并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检查和监督机构等。
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就是在吸取正确的建党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下逐渐发展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力量。
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开始,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证明了列宁所主张的纪律严明的、由职业革命家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斗力。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一个区区两万余人的小党,并且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大部分在国外。但是,在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就以其对组织问题的高度重视而迥异于其他的政党,他们所散发的传单号召党员深入到工厂和军队中去,团结工人和士兵组成苏维埃,以便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在这种号召下,布尔什维克党员纷纷走进工厂、矿山和军队，进行组织和动员工作。由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组织迅速建立起来,队伍迅速壮大,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队伍已经超过20万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队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壮大和发展,除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深入人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依靠坚强的组织力量,坚决贯彻党的领导人的指示,使工人和士兵很快理解了党的主张,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而许多其他政党虽然在革命开始时力量强于布尔什维克,但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却缩手缩脚,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坚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继续陷人民于水深火热，更没有坚定的领导和组织核心，所以力量发展迟缓。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已经在工厂和军队中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这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注释：
①②③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71页，第404页，第478-479页，第499、508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第44页，第41页，第50页，第41页,第59页,第69页,第90页,第83页,第96页,第97页,第58页。
[17]
《苏联***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3页。
[18]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62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1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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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Admin 周五 十月 21, 2011 6:56 pm
列宁、罗莎·卢森堡与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美]查尔斯·艾略特 著 张永红 编译 [摘 要] 本文回顾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卢森堡等人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分歧，指出列宁的精英组织原则并不排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在面对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时，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完成马克思主义革命唯一可能的方式。
[关键词] 列宁 罗莎·卢森堡 不革命的无产阶级 组织问题
一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就“组织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问题展开的争论相当有趣，因为在20世纪初，这涉及到一个不断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问题：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1848年，《***宣言》的作者们曾经这样问道：“***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这一涉及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从未在理论上给出充分的答案。这一缺憾部分地是由于马克思缺乏一个革命的工作场景。正如罗莎·卢森堡强调指出的：“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得不在革命时期制定策略的唯一一次机遇赋予了1848年的卡尔·马克思。”有趣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赞成俄国民粹派组织“青年俄罗斯”这样的精英政党模式——这大概是在他抛弃了1847—1850年这一时期年轻气盛的革命急躁情绪之后。1885年，恩格斯就俄国的情况进一步指出(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约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
但是，除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针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有趣论述外，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从理论上系统阐明***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或许不能接受“历史”定制的道路。第一国际章程声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但如果无产阶级没能“解放自己”又会怎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抱怨英国工人阶级的不革命态度；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相对较为成熟， 英国工人阶级本应比大陆的无产阶级更加意识到所受的剥削。例如，恩格斯在1889年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道：“这里(英国)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就是资产阶级的‘尊严’，它已深入到了工人的骨髓。”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确实背离了“历史的”道路，那么掌握着“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领袖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呢?马克思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它交给了他的继承者。
二
世纪之交，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在《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怎么办?》(1902)、《进一步，退两步》(1904)这两本小册子中都大谈特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怎么办?》这一当今世界***的组织“圣经”中，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些革命者不是将他们“空闲的夜晚”***给革命，而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他们将“从外部”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阶级意识”。列宁声称，这一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应严格保密、职责分明。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民主是没有市场的。列宁认为民主不合时宜，甚至有害，因而蔑视它，与此相反，他主张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列宁坚持其党组织的理论，这最终导致了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的历史性分裂。被称作“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之后的选举中成了少数派)的那些代表支持马尔托夫提出的、灵活的(“温和的”)党员资格的表述，这与列宁严格的(“强硬的”)表述不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列宁关于党员资格的建议是，党员应该“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采纳了马尔 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但列宁——由于五名犹太人联盟代表和另外两名“经济学家”代表的过早离去——控制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理论喉舌《火星报》。(之后，在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情况下，1905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将马尔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变成了列宁的表述。)
不久，由于普列汉诺夫投向了孟什维克，列宁失去了对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随着第52期的出版，它成了孟什维克控制下的“新”《火星报》)编委会的控制。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在党和工人阶级正确关系的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派的缔造者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自己的主张。在《进一步，退两步》(写于1904年初，同年5月出版)中，列宁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争论。列宁这一著作的许多内容与当下的研究无关，但其中两部分特别有价值，因为列宁对“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作了评论，并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相对可靠的革命性以及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直截了当地回击了孟什维克的批评者，尤其是马尔托夫。孟什维克谴责他是“雅各宾”，他对此表示欢迎。他这样说道，一个完全参加到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激进民主派成员，是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站在教授和中学生身后叹息、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渴求民主需要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党人，是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孟什维克害怕“布朗基主义”，这仅仅表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和伯恩施坦式的机会主义。列宁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不应与整个阶级混为一谈。”
列宁谴责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知识分子的“官僚无政府主义”，并将其“模棱两可、散漫和捉摸不定”与无产阶级在其“工厂训练”中获得的组织纪律性作了对比。(托洛茨基在攻击列宁时曾说道：“兵营制不能成为我们党的制度，就像工厂不能成为其模式一样。”)列宁反驳说，马尔托夫党员资格的说法“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服务的，它排斥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
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赞成“集中制”，不断反击马尔托夫对“自治”的支持。列宁辩论说，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力图从下向上发展，因此只要可能，他们都会尽力支持自治和‘民主’”，直到(由那些过分热心的人)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相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力图从上向下发展，主张中央的权利和权力向部分扩散”。
三
罗莎·卢森堡——通过瓦尔斯基和约吉赫斯这两位最亲密的政治和私人伙伴(她们都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曾谨慎地倾听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正确关系的争论。在写于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卢森堡因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极端集中制”和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创造作用”而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她坚定地支持马尔托夫的党的结构理论，责备列宁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在她看来，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犯罪情结和落魄地位，这个特点是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在民粹派成员当中)所特有的。她所谓的“主观主义”是指列宁过分依赖“主观”(意志)因素，就像革命精英体现出来的那样。
罗莎·卢森堡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10年已然表明，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总是不受束缚的运动本身所产生的自发后果”，而不是“任何专门的领袖或‘领导组织’先决的、机械的发明”。在她的演讲和著述中(例如在其1906年对“群众罢工”和俄国革命的分析中)，革命进程的“自发”性是一个关键议题。她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强烈支持与列宁对它的极度怀疑形成了鲜明对 比。
卢森堡相信，列宁误用了“纪律”一词，他过于依赖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功能”。相反，卢森堡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依靠群众的“自律”和“自我激励”。列宁想让意识和组织权威“自上向下”流动；而她则想要它“自下而上”发展。卢森堡是以这样肯定的语气结束文章的：“以历史的观点看，与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相比，一场真正的革命劳工运动所犯的错误要富有收益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1904年的这篇文章表明，卢森堡对组织和官僚制抱有成见，不够信任，她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保守性。在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她对这一 问题屡有涉及。在1904年的文章中，她认为，就像布朗基一样，列宁的组织精英会脱离群众，它只会遵循僵硬的和先决的策略，而不能考虑到革命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实际上，罗莎·卢森堡大错特错了，因为列宁在策略上是相当灵活的(例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夏对苏维埃的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争取“喘息机会”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或者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实际上，他在战略和策略上要比卢森堡灵活得多。就像在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手稿中看到的，卢森堡在农民和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坚定 和毫不让步的。
列宁无意使他的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巴枯宁派、涅恰也夫派以及特卡乔夫派的群众。他的《进一步，退两步》首先是对“集团思想”的声讨。像布朗基一样，他想造就一支革命的精英队伍，但他同时也希望在它周围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前的一次演说中，他强调指出，党的组织不应只包括职业革命家。相反，他坚持说：“我们需要最为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各个阶层的和形形色色的组织，既有极为严谨、秘密的组织，也有非常公开、自由的组织。”这一精英主义和群众影响的巧妙结合，正是列宁组织智慧的产物。这种结合使得布尔什 维克的领袖能够在1917年利用历史的瞬间，在权力“出现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时夺取权力。
在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责备列宁为了激进民主派和布朗基派而抛弃了马克思。这中间，她犯了几个严重错误。她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在早期曾从雅各宾党人(恐怖和“不断革命”)和布朗基派(“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此外，她不能将布朗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组织模式区分开来，这使她难以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精英组织全然不同于俄国传统的、独立的密谋“集团”(例如，“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的彼得拉谢夫斯基集团，扎伊奇涅夫斯基的“青年俄罗斯”以及涅恰也夫夸口说由他操纵的假想牢房)。
在1904年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西方，议会制度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疏远了无产者群众，但她认为，俄国政治上的落后(例如缺乏议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政党，等等)会在沙俄杜绝此类机会主义——这样就不需要以列宁式的集中制克服机会主义了。她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她在《社会改 良还是革命?》中已经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这部著作中，她(正确地)指出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和普克波维奇“经济主义”观点的相似性。但卢森堡相信，列宁僵化的集中制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徒劳的。只有通过对民主的最广泛运用，才能战胜机会主义——罗莎·卢森堡在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列宁试图通过压制反对派的观点战胜“修正主义”，他认为反对派无疑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赞成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他要求在党内形成一种对机会主义的“围攻态势”。1907年2月，列宁——面对诋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成员的责难——宣布，他的意图“不是纠正反对派的错误，而是消灭他们，把他们从地球上清除掉”。罗莎·卢森堡——尽管她极力主张将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极为不同。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想像为一支军队，它纪律严明，随时服从“来自上层”的命令。列宁公开承认，他“非常喜欢军队的比喻”。而卢森堡则认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就要发端，而且总是自然地表现为许许多多的组织和倾向。”
罗莎·卢森堡总是不断地试图将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内的不同派别调和起来。她在1911年夏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如果迫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所有互相争斗着的组织参加一个联合会议，就可以实现团结。但是，此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对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素来不和的流亡派别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了。她在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说道：
自然，在这个(建议召开的)大会上，只有一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会为争得德国受托人(卡尔·考茨基、克拉克·蔡特金和梅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笔基金的受托人)的注意和支持争论不休，如果期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那纯粹是幻想。他们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争论，并且如此愤怒，一般的谈论只能给他们发泄老的、最老的和最新鲜的侮辱之辞提供机会，这只是火上浇油罢了。维持团结的唯一办法是召开一次包括来自俄国的代表在内的大会，因为俄国人都渴望和平和团结，他们是唯一能使那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恢复理智的力量。
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并无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重新团结起来的强烈愿望。他的全部政策是以维持这种分裂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他所拥有的优势比孟什维克大得多；像卢森堡一样，孟什维克“将与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作为其政策的要旨”。在《怎么办?》的前言中，列宁称道了拉塞尔的断言，即“一个党是通过自我整肃强大起来的”，这绝非偶然。
四
1904年秋，针对卢森堡对《新时代》的进攻，列宁提交了一份答辩。但是，这一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喉舌的编辑卡尔·考茨基却拒绝刊发列宁的答复。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说，这是因为这本杂志没有足够的篇幅印发这种“纯俄国的问题”。考茨基这时(之后，他与卢森堡的政治决裂在1910年出现了)是罗莎·卢森堡亲密的私人朋友，毫无疑问，他对布尔什维克领袖所作的解释不够坦白。1930年列宁对卢森堡的反驳于在苏联的《列宁文集》上首次发表，这时，参加争论的两位当事人早已过世。
在这次“保卫战”中，列宁高兴地表示，德国的同志正在对俄国党的文献产生兴趣。但他声言：“罗莎·卢森堡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不是在向读者介绍我的书(《进一步，退两步》)，而是其他东西。”列宁否认他关心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他声称，他的兴趣只在于对任何政党组织都必要的基本组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为“从上而下”专门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进行了辩护。列宁进一步否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说法，即按照他的计划，“中央委员会看来是党内唯一活跃的核心”。
列宁认为，“卢森堡同志”说他试图“美化工厂的教育作用”，这是错误的。列宁还声明，不是他，而是阿克雪里罗德首次提到了“雅各宾主义”这个词。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争论说，在罗莎·卢森堡谴责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时，她忽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背景，这样，她“就只是重复着空洞的话语”。他认为，卢森堡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ABC”：“这个ABC教导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继续说道：“少数派(孟什维克)的支持者，包括卢森堡同志，胆怯地避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这一分析。”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在明斯克，1898年)到1904年的历史作了一番长长的、繁复的解释之后，列宁作结论说，读者现在很容易明白，“卢森堡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集中制的反对是对第二次党代会的“嘲弄”；它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滥用，等等”。
在“保卫战”中，列宁并没有直接针对卢森堡对其党组织模式的责难，他并不想纠缠于其对手的言论。列宁和卢森堡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不愿意像挑战马尔托夫那样挑战卢森堡。因而，他模糊了“列宁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精英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坚信社会民主党必须与无产阶级融合)间的核心差别。罗莎·卢森堡的传记作者保罗·弗勒利希令人信服地评述道：“很显然，在1917年之前，列宁的观点总的说来反映了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和夸大了的唯意志论……。”但是，也许会有人不同意弗勒利希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独裁是“列宁组织原则不幸的讽刺画”。因为正是列宁极力坚持毫不动摇地“从上至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为斯大林的“极端中央集权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就像托洛茨基1904年著名的“替代论”的断言那样，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党组织模式的敌视同样具有预见性。但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4年；他在1917年改变了主意)都没有认识到，在面对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产生工联意识)时，列宁的党的模式是完成马克思主义革命唯一可能的方式。因为到19世纪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显得过时和落后了。令人难堪的是，无产阶级不会“解放自己”或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针对这一挑战，列宁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和明确的答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教育，它难以正确(革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真理应当“从外部”强加给工人。
罗莎·卢森堡尝试解决无产阶级意识这一重大问题的方法，得自对马克思“不完全遗产”的有趣推论，这位推论者与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坚信，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者”。她坚信，无产阶级自己可以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这不会因为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诉求而变得无足轻重或“有所恶化”。卢森堡探讨无产阶级意识这一关键问题的方式塑造了她的基本政治路线。她拒绝了列宁主义关于利用革命少数派将恰当的政治神话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建议(与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建议相似)。但她不能为不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困境提供一个有效的答案——就像列宁那样。马克思从未预见到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但这个问题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体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编译自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No.4，文中注释从略。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一苏联研究所教授，译者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列宁 罗莎·卢森堡 不革命的无产阶级 组织问题
一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就“组织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问题展开的争论相当有趣，因为在20世纪初，这涉及到一个不断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问题：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1848年，《***宣言》的作者们曾经这样问道：“***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这一涉及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从未在理论上给出充分的答案。这一缺憾部分地是由于马克思缺乏一个革命的工作场景。正如罗莎·卢森堡强调指出的：“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得不在革命时期制定策略的唯一一次机遇赋予了1848年的卡尔·马克思。”有趣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赞成俄国民粹派组织“青年俄罗斯”这样的精英政党模式——这大概是在他抛弃了1847—1850年这一时期年轻气盛的革命急躁情绪之后。1885年，恩格斯就俄国的情况进一步指出(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约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
但是，除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针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有趣论述外，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从理论上系统阐明***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或许不能接受“历史”定制的道路。第一国际章程声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但如果无产阶级没能“解放自己”又会怎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抱怨英国工人阶级的不革命态度；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相对较为成熟， 英国工人阶级本应比大陆的无产阶级更加意识到所受的剥削。例如，恩格斯在1889年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道：“这里(英国)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就是资产阶级的‘尊严’，它已深入到了工人的骨髓。”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确实背离了“历史的”道路，那么掌握着“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领袖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呢?马克思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它交给了他的继承者。
二
世纪之交，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在《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怎么办?》(1902)、《进一步，退两步》(1904)这两本小册子中都大谈特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怎么办?》这一当今世界***的组织“圣经”中，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些革命者不是将他们“空闲的夜晚”***给革命，而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他们将“从外部”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阶级意识”。列宁声称，这一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应严格保密、职责分明。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民主是没有市场的。列宁认为民主不合时宜，甚至有害，因而蔑视它，与此相反，他主张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列宁坚持其党组织的理论，这最终导致了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的历史性分裂。被称作“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之后的选举中成了少数派)的那些代表支持马尔托夫提出的、灵活的(“温和的”)党员资格的表述，这与列宁严格的(“强硬的”)表述不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列宁关于党员资格的建议是，党员应该“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采纳了马尔 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但列宁——由于五名犹太人联盟代表和另外两名“经济学家”代表的过早离去——控制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理论喉舌《火星报》。(之后，在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情况下，1905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将马尔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变成了列宁的表述。)
不久，由于普列汉诺夫投向了孟什维克，列宁失去了对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随着第52期的出版，它成了孟什维克控制下的“新”《火星报》)编委会的控制。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在党和工人阶级正确关系的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派的缔造者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自己的主张。在《进一步，退两步》(写于1904年初，同年5月出版)中，列宁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争论。列宁这一著作的许多内容与当下的研究无关，但其中两部分特别有价值，因为列宁对“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作了评论，并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相对可靠的革命性以及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直截了当地回击了孟什维克的批评者，尤其是马尔托夫。孟什维克谴责他是“雅各宾”，他对此表示欢迎。他这样说道，一个完全参加到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激进民主派成员，是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站在教授和中学生身后叹息、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渴求民主需要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党人，是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孟什维克害怕“布朗基主义”，这仅仅表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和伯恩施坦式的机会主义。列宁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不应与整个阶级混为一谈。”
列宁谴责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知识分子的“官僚无政府主义”，并将其“模棱两可、散漫和捉摸不定”与无产阶级在其“工厂训练”中获得的组织纪律性作了对比。(托洛茨基在攻击列宁时曾说道：“兵营制不能成为我们党的制度，就像工厂不能成为其模式一样。”)列宁反驳说，马尔托夫党员资格的说法“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服务的，它排斥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
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赞成“集中制”，不断反击马尔托夫对“自治”的支持。列宁辩论说，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力图从下向上发展，因此只要可能，他们都会尽力支持自治和‘民主’”，直到(由那些过分热心的人)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相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力图从上向下发展，主张中央的权利和权力向部分扩散”。
三
罗莎·卢森堡——通过瓦尔斯基和约吉赫斯这两位最亲密的政治和私人伙伴(她们都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曾谨慎地倾听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正确关系的争论。在写于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卢森堡因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极端集中制”和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创造作用”而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她坚定地支持马尔托夫的党的结构理论，责备列宁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在她看来，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犯罪情结和落魄地位，这个特点是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在民粹派成员当中)所特有的。她所谓的“主观主义”是指列宁过分依赖“主观”(意志)因素，就像革命精英体现出来的那样。
罗莎·卢森堡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10年已然表明，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总是不受束缚的运动本身所产生的自发后果”，而不是“任何专门的领袖或‘领导组织’先决的、机械的发明”。在她的演讲和著述中(例如在其1906年对“群众罢工”和俄国革命的分析中)，革命进程的“自发”性是一个关键议题。她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强烈支持与列宁对它的极度怀疑形成了鲜明对 比。
卢森堡相信，列宁误用了“纪律”一词，他过于依赖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功能”。相反，卢森堡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依靠群众的“自律”和“自我激励”。列宁想让意识和组织权威“自上向下”流动；而她则想要它“自下而上”发展。卢森堡是以这样肯定的语气结束文章的：“以历史的观点看，与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相比，一场真正的革命劳工运动所犯的错误要富有收益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1904年的这篇文章表明，卢森堡对组织和官僚制抱有成见，不够信任，她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保守性。在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她对这一 问题屡有涉及。在1904年的文章中，她认为，就像布朗基一样，列宁的组织精英会脱离群众，它只会遵循僵硬的和先决的策略，而不能考虑到革命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实际上，罗莎·卢森堡大错特错了，因为列宁在策略上是相当灵活的(例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夏对苏维埃的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争取“喘息机会”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或者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实际上，他在战略和策略上要比卢森堡灵活得多。就像在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手稿中看到的，卢森堡在农民和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坚定 和毫不让步的。
列宁无意使他的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巴枯宁派、涅恰也夫派以及特卡乔夫派的群众。他的《进一步，退两步》首先是对“集团思想”的声讨。像布朗基一样，他想造就一支革命的精英队伍，但他同时也希望在它周围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前的一次演说中，他强调指出，党的组织不应只包括职业革命家。相反，他坚持说：“我们需要最为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各个阶层的和形形色色的组织，既有极为严谨、秘密的组织，也有非常公开、自由的组织。”这一精英主义和群众影响的巧妙结合，正是列宁组织智慧的产物。这种结合使得布尔什 维克的领袖能够在1917年利用历史的瞬间，在权力“出现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时夺取权力。
在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责备列宁为了激进民主派和布朗基派而抛弃了马克思。这中间，她犯了几个严重错误。她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在早期曾从雅各宾党人(恐怖和“不断革命”)和布朗基派(“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此外，她不能将布朗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组织模式区分开来，这使她难以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精英组织全然不同于俄国传统的、独立的密谋“集团”(例如，“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的彼得拉谢夫斯基集团，扎伊奇涅夫斯基的“青年俄罗斯”以及涅恰也夫夸口说由他操纵的假想牢房)。
在1904年论述“组织问题”的文章中，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西方，议会制度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疏远了无产者群众，但她认为，俄国政治上的落后(例如缺乏议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政党，等等)会在沙俄杜绝此类机会主义——这样就不需要以列宁式的集中制克服机会主义了。她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她在《社会改 良还是革命?》中已经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这部著作中，她(正确地)指出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和普克波维奇“经济主义”观点的相似性。但卢森堡相信，列宁僵化的集中制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徒劳的。只有通过对民主的最广泛运用，才能战胜机会主义——罗莎·卢森堡在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列宁试图通过压制反对派的观点战胜“修正主义”，他认为反对派无疑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赞成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他要求在党内形成一种对机会主义的“围攻态势”。1907年2月，列宁——面对诋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成员的责难——宣布，他的意图“不是纠正反对派的错误，而是消灭他们，把他们从地球上清除掉”。罗莎·卢森堡——尽管她极力主张将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极为不同。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想像为一支军队，它纪律严明，随时服从“来自上层”的命令。列宁公开承认，他“非常喜欢军队的比喻”。而卢森堡则认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就要发端，而且总是自然地表现为许许多多的组织和倾向。”
罗莎·卢森堡总是不断地试图将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内的不同派别调和起来。她在1911年夏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如果迫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所有互相争斗着的组织参加一个联合会议，就可以实现团结。但是，此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对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素来不和的流亡派别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了。她在写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说道：
自然，在这个(建议召开的)大会上，只有一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会为争得德国受托人(卡尔·考茨基、克拉克·蔡特金和梅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笔基金的受托人)的注意和支持争论不休，如果期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那纯粹是幻想。他们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争论，并且如此愤怒，一般的谈论只能给他们发泄老的、最老的和最新鲜的侮辱之辞提供机会，这只是火上浇油罢了。维持团结的唯一办法是召开一次包括来自俄国的代表在内的大会，因为俄国人都渴望和平和团结，他们是唯一能使那些生活在国外的好斗者恢复理智的力量。
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并无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重新团结起来的强烈愿望。他的全部政策是以维持这种分裂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他所拥有的优势比孟什维克大得多；像卢森堡一样，孟什维克“将与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作为其政策的要旨”。在《怎么办?》的前言中，列宁称道了拉塞尔的断言，即“一个党是通过自我整肃强大起来的”，这绝非偶然。
四
1904年秋，针对卢森堡对《新时代》的进攻，列宁提交了一份答辩。但是，这一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喉舌的编辑卡尔·考茨基却拒绝刊发列宁的答复。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说，这是因为这本杂志没有足够的篇幅印发这种“纯俄国的问题”。考茨基这时(之后，他与卢森堡的政治决裂在1910年出现了)是罗莎·卢森堡亲密的私人朋友，毫无疑问，他对布尔什维克领袖所作的解释不够坦白。1930年列宁对卢森堡的反驳于在苏联的《列宁文集》上首次发表，这时，参加争论的两位当事人早已过世。
在这次“保卫战”中，列宁高兴地表示，德国的同志正在对俄国党的文献产生兴趣。但他声言：“罗莎·卢森堡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不是在向读者介绍我的书(《进一步，退两步》)，而是其他东西。”列宁否认他关心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他声称，他的兴趣只在于对任何政党组织都必要的基本组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为“从上而下”专门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进行了辩护。列宁进一步否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说法，即按照他的计划，“中央委员会看来是党内唯一活跃的核心”。
列宁认为，“卢森堡同志”说他试图“美化工厂的教育作用”，这是错误的。列宁还声明，不是他，而是阿克雪里罗德首次提到了“雅各宾主义”这个词。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争论说，在罗莎·卢森堡谴责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时，她忽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背景，这样，她“就只是重复着空洞的话语”。他认为，卢森堡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ABC”：“这个ABC教导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继续说道：“少数派(孟什维克)的支持者，包括卢森堡同志，胆怯地避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的)这一分析。”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在明斯克，1898年)到1904年的历史作了一番长长的、繁复的解释之后，列宁作结论说，读者现在很容易明白，“卢森堡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集中制的反对是对第二次党代会的“嘲弄”；它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滥用，等等”。
在“保卫战”中，列宁并没有直接针对卢森堡对其党组织模式的责难，他并不想纠缠于其对手的言论。列宁和卢森堡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不愿意像挑战马尔托夫那样挑战卢森堡。因而，他模糊了“列宁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精英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坚信社会民主党必须与无产阶级融合)间的核心差别。罗莎·卢森堡的传记作者保罗·弗勒利希令人信服地评述道：“很显然，在1917年之前，列宁的观点总的说来反映了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和夸大了的唯意志论……。”但是，也许会有人不同意弗勒利希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独裁是“列宁组织原则不幸的讽刺画”。因为正是列宁极力坚持毫不动摇地“从上至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为斯大林的“极端中央集权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就像托洛茨基1904年著名的“替代论”的断言那样，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党组织模式的敌视同样具有预见性。但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4年；他在1917年改变了主意)都没有认识到，在面对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产生工联意识)时，列宁的党的模式是完成马克思主义革命唯一可能的方式。因为到19世纪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显得过时和落后了。令人难堪的是，无产阶级不会“解放自己”或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针对这一挑战，列宁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和明确的答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教育，它难以正确(革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真理应当“从外部”强加给工人。
罗莎·卢森堡尝试解决无产阶级意识这一重大问题的方法，得自对马克思“不完全遗产”的有趣推论，这位推论者与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坚信，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者”。她坚信，无产阶级自己可以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这不会因为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诉求而变得无足轻重或“有所恶化”。卢森堡探讨无产阶级意识这一关键问题的方式塑造了她的基本政治路线。她拒绝了列宁主义关于利用革命少数派将恰当的政治神话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建议(与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建议相似)。但她不能为不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困境提供一个有效的答案——就像列宁那样。马克思从未预见到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但这个问题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体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编译自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No.4，文中注释从略。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一苏联研究所教授，译者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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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Admin 周五 十月 21, 2011 7:30 pm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关系辨正
时间：2010-6-18 9:47:52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指出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建党原则实际上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制和集中制是根本的两种政治制度，也是对立的两种政治制度，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而列宁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则是集中制，在吸收了卢森堡批评的合理性意见后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因此，正确梳理、辨正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关系应是：民主集中制产生于民主制之后，并逐渐地等同于民主制。民主集中制是从民主制和集中制派生出来的，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小于其中的集中制，并从属于集中制；一种是民主制大于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无论如何应该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其地位和品格都要高于民主集中制，而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甚至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
关键词： 民主制、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关系辨正
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采用的组织原则和制度问题，现在翻开任何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著作，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建党原则和组织制度。这些著作指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是经他们起草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实际上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主张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而非其他也。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是20世纪初期列宁提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提出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涉及到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是否就是一回事、能否等同的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内在关系的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梳理、辨正。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改造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等人组织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魏特林等人和此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闵采尔、巴贝夫、布朗基一样，在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时，都主张实行严密的集中制。例如，闵采尔建立的“上帝的选民同盟”（1523年），强调绝对服从和集权的性质，加入“上帝的选民同盟”的人，必须举手宣誓，严守秘密，不惜付出生命来捍卫同盟的事业。巴贝夫建立的“先贤祠协会”（1795年）、“救国秘密督政府”（1796年），在组织结构上分为上层、中层、基层三级，在党的三级组织中，党的最高机关起着集中领导的作用，党的中层组织则起着杠杆作用，向上报告情况，向下传达命令。虽然中层组织这么重要，但却不能与最高机关直接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联络代表进行的。基层组织也是如此，不与中层组织直接发生联系，也要通过联络代表进行。布朗基所建立的“家族社”（1834年）、“四季社”（1837年），从根本上说是仿效了巴贝夫的政党组织的，而且更加强调了组织的密谋性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家族社规定：“绝对服从领导人的指示”、要“像一个士兵那样绝对服从”。四季社的组织形式分“年”、“季”、“月”、“星期”四级，实行单线秘密领导制度。本“星期”的成员只认识本“星期”的领导人；本“星期”的领导人只认识本“月”队的领导人和其他3个“星期”的领导人；作为“月”队的领导人只认识本“季”的领导人和其他2个“月”队的领导人；作为“季”的领导人知道其他季的领导人以及作为“年”的领袖，即“革命代理人”。
魏特林等人组织的“正义者同盟”（1836年），其前身为“流亡者同盟”（1834年）。“流亡者同盟”与上述空想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毫无区别，它实行高级和低级两级组织，一般的盟员只认识自己直接的领导者，而不认识更高的领导人，同盟内实行专制式的家长统治。随着时代的发展，正是“流亡者同盟”内的一些盟员不满于这样专制密谋性质的组织制度，才导致了“正义者同盟”的建立，选择了民主化的改革取向。1838年，魏特林在废除某些阴谋和神秘的传统形式、实施一定的民主方法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尽管如此，“正义者同盟”内部仍然散发着较为浓厚的集权制气息，以至在后来长期的斗争中陷入困顿。1947年1月，“正义者同盟”的全权代表约瑟夫·莫尔拜会了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同盟要彻底摆脱陈旧的密谋传统和宗派主义性质，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指导同盟的改组。正因为“正义者同盟”显示了去除专制集权的决心并以此作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才欣然应允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改造，着手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由他们参与起草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各级组织的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所有盟员一律平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章程》中关于党要实行盟员平等制、各级组织选举制、党代会年会制、工作报告制、撤换制和开除制的规定，以及关于党的活动要公开，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向社会发布，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写的纲领性文献《***宣言》随后不久就在伦敦以单行本公开发行，都无情地荡涤了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政党密谋独裁的痕迹，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民主性质。《章程》还规定，同盟中具有普遍的和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提交全盟讨论”，由集体议决，形成决议。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此时尚未明确规定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集体议决事项在实际过程中必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鉴于《章程》缺乏明文规定的不足，到了1864年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地制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生活根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少数都要服从多数”，应当维护“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时，其中显然包含了服从和集中的原则。民主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集中和统一。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理所当然对少数人具有约束力，少数人不能不执行。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一开始就强调的，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不能遵守者就要开除。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关于政党的组织制度乃至国家政权的组织制度，向来沿用的是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之说，简称为民主制与专制制（或曰集中制、集权制）。民主制与专制制（集中制、集权制）是对立的、性质不同的两种制度。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只能采取民主制，而绝不能搞专制制或集中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人民性。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而“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民主制作为国家制度，只有它才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也只有通过它，而不可能通过别的什么制度而得到发展。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马克思指出，“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党的民主制与集中制也是根本对立的。民主制强调党员的民主选举权利，强调少数服从多数；集中制则强调领导的权力和意志，强调多数服从少数；民主制强调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集中制强调权力中心在领袖个人，或者在一个领袖集团。可见，党的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对立，实际上还是民主制与专制制在党内的对立。为此，184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必然要创用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对此，恩格斯在晚年评述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时，完全是在基于民主制和集中制相对立的前提之下，来确立党的民主制原则和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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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集中制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又是怎样思考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呢？应该说他是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分野、对立的基本思路来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的。在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指出，俄国是“专制制度”的国家，而非具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制度”国家。书中在标题：（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之下，列宁说，“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为此，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主张建立具有密谋性质的集中制的政党。因为列宁深知，实行民主制需要三个条件：“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即建立公开制、选举制和监督制三个制度。而这三个条件，在当时专制制度的俄国根本就不存在。列宁甚至以嘲笑的口吻说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举行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1904年2月至5月，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更明确地把“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表述为“集中制思想”，指出“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列宁从理论上明知民主制与集中制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组织原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的是民主制，为什么列宁组织和领导的党还提出要实行集中制呢？其实通读列宁所著的《怎么办？》后，答案非常清楚，我们很容易获得解释。这是因为，其一，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在是万般无奈而选择集中制的，在专制制度的俄国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民主制。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既然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斗争，为此党就只能采取和通过集中制的方式，把党员和人民组织起来。这个道理，列宁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可以理解的。其二，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择集中制，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坚强无比的、意志坚定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来行使，他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行使集中制的。实行这样的集中制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而是合理的。虽然无产阶级政党搞了“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但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搞的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因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虽然搞的也是“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但这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也无需在意受到这样的责备。
那么，列宁提出来的集中制究竟包含着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根据《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的论述分析，主要有4项：（1）党要组成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些人无需经由选举产生；（2）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但它们应服从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监督，接受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3）坚决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4）要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列宁指出：“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由集中制包含的上述这些具体规定来看，列宁提出来的集中制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民主制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集中制所导致的不是自下而上地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组织和一切领导职务，然后实行上级对下级的指挥；而是直接采取了指定各级领导职务并由上层领袖对下层群众下达命令指示，实行下级听命于上级、上级机关对下级组织的完全掌控。显然，这样的集中制完全排除了民主制中任何的民主因素和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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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宁在受到卢森堡的批评后提出民主集中制
列宁在提出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后，曾经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罗莎·卢森堡的批评。1904年7月，罗莎·卢森堡针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中阐述的集中制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指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陷入了“极端集中主义”的迷途。她认为：这种“极端集中主义”实际上将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将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连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也不能幸免。“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强调：“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
对于卢森堡的批评，列宁十分气愤地说卢森堡是歪曲了他的思想，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否定了党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列宁多少也从卢森堡的文章中得到了启示，因为他毕竟知道，集中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理的，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确立的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应该说，列宁吸取了卢森堡一些有益的意见，经过认真的思考，终于开始修正原来所提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也由于1905年发生了俄国革命，出现了人民革命运动的不可阻挡之势，迫使沙皇在宪政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开始允许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组织政党的自由。这是前所未有的，似乎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了摆脱从前在秘密状态和警察迫害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时机。适应着这样的形势变化，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指出，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有6条：(1)少数服从多数；(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实行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4)党的-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这6条规定足以说明，在经历了与卢森堡的争论后，列宁在理论上完全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规定，保持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立场的一致性。6条原则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卢森堡批评的回应。可见，卢森堡的批评对列宁阐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起了重要作用，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该篇文章中列宁也强调指出，这些民主制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例如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拥有这样的政治自由条件；“但是在秘密组织中就不同了”，实际上无法做到民主制的这些规定。这就为在俄国的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保持着集中制的做法留下了余地。
正是基于理论上的科学要求和现实中的残酷无奈，使得列宁转而把民主制和集中制结合起来，提出民主集中制。1905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根据列宁的提议，同年4月召开党的四大，大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正式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那么，列宁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究竟作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根据《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党的组织原则”的论述，主要有以下5项：（1）民主集中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它的民主原则，而在别的范围有困难，并不可能取代其他范围的集中制；（2）要把党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区别开来，秘密机关不可能实行民主原则，也只能实行集中制；（3）在某些层级可以进行选举，即不是在全部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选举，这些选举只是一些小范围的选举，如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4）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5）开展公开的社会活动（出版、集会、结社、工会活动等）时，以不能危害党组织的秘密性、完整性为准则。
虽然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没有直接作出说明，但通过对以上所作的5项规定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得知，民主集中制是指在一些具备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必须运用民主制的方法手段开展党的活动，如进行选举、召开会议、作工作报告等，而对于党的其他相当大的范围而言，仍然只能实行集中制。可以说列宁此时创建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对原来完全集中制的一种修正，是在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中加入民主制部分。因而，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不过，两相比较，实行民主制的范围较小、层次较低，民主制在党内处于从属的地位；而集中制的范围较大、层次较高，是其主要部分，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因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以集中制为主体的。当然，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部分，虽然民主制部分很小，但它与集中制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彼此隔绝、互不影响的，恰恰相反，其中的民主制会对集中制产生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党内决策方面。由于在一些党内基层组织实行民主，会使实施集权专断的领导者听到不同的议论，择善而行，从而在实行集中制时不至于偏离正确、理性的轨道。把列宁在1905－1906年创立的民主集中制理解为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结合，集中制起主要作用，这也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贯主张的观点。《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所编写的“民主集中制”条目明确指出：“苏联***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在这里首先列在前面和强调的是集中制，其次才是民主制。
应该看到，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实行民主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因此，1917年7月六大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和决议。到了1934年，苏共***通过的《苏联***章程》更对民主集中制作了如下表述：“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这些规定表明，它与当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关于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规定已没有什么区别。从理论上说，此时的民主集中制已是民主制，完全可以称之为民主制。只是由于历史的习惯，苏联***没有把它改为民主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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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短的结论
以上本文已分别论述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以及列宁在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集中制而在考虑了卢森堡批评意见的合理性后依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从中可见，最初于1905－1906年时产生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1847年诞生的民主制，而在1917年之后的民主集中制才逐渐接近于和等同于民主制。因此，无论从时间上的前后区别来看，还是内容上的从差异到一致的情况来看，都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提出来的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后来才出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际体现，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不能从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出发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制，而要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民主制出发去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正确地梳理和辨正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的关系应该是，列宁于1905－1906年时产生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1847年诞生的民主制，而在1917年之后的民主集中制才逐渐增强了民主制，等同于民主制。而现有的普遍流行的说法，实在是舍源逐流、本末倒置。
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实际体现，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始作俑者是苏联理论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所收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时，加了一个注（即238注），指出“同盟所有的组织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从而武断地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观点。苏联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用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借以抬高民主集中制的地位，而且有意造成民主集中制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和制度的模象。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非常有害的，其一，它把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认定的民主制，公然说成是民主集中制，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关于民主制的基本观点，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强加；其二，它把真正由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有的思想，似乎列宁只是创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无形之中也贬低了列宁的地位；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之间真实的关系，即民主集中制源于民主制和集中制并最终回归于民主制，而不是相反。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苏联理论界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组织原则说成是民主集中制，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服从”问题，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就是在强调集中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上，因而，完全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组织原则说成是民主集中制。本文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只有民主制和集中制才是根本的两种政治制度，也是对立的两种制度。民主制中自然含有集中的因素、特征，但它本身不是集中制，不具有根本制度的属性，因而绝不能因为民主制中具有集中的的因素、特征，�***墒敲裰骷兄疲佣砦蟮匕鸭校ㄖ皇亲魑裰髦葡碌囊桓龅囊蛩亍⑻卣鳎┯胱魑局贫鹊拿裰髦撇⒘性谝黄稹Ａ心岢龅拿裰骷兄疲导噬鲜谴用裰髦坪图兄婆缮隼吹模敲裰髦坪图兄屏礁鲋贫鹊慕岷希饫锏募校∏【哂懈局贫鹊氖粜裕仓荒苁羌兄啤Ｒ虼耍绻崖砜怂级鞲袼固岢龅拿裰髦扑党梢彩敲裰骷兄疲偷扔谒德砜怂级鞲袼挂仓髡虐衙裰髦坪图兄平岷显谝黄穑蔷臀ケ沉耸率担缘檬值幕拿恕�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的关系，只能合理地理解为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发展和变革回归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小于其中的集中制，并从属于集中制；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大于其中的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由此，无论如何应该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其地位和品格都要高于民主集中制，而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甚至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原载《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5期
时间：2010-6-18 9:47:52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指出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建党原则实际上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制和集中制是根本的两种政治制度，也是对立的两种政治制度，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而列宁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则是集中制，在吸收了卢森堡批评的合理性意见后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因此，正确梳理、辨正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关系应是：民主集中制产生于民主制之后，并逐渐地等同于民主制。民主集中制是从民主制和集中制派生出来的，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小于其中的集中制，并从属于集中制；一种是民主制大于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无论如何应该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其地位和品格都要高于民主集中制，而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甚至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
关键词： 民主制、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关系辨正
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采用的组织原则和制度问题，现在翻开任何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著作，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建党原则和组织制度。这些著作指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是经他们起草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实际上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主张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而非其他也。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是20世纪初期列宁提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提出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涉及到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是否就是一回事、能否等同的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内在关系的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梳理、辨正。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改造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等人组织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魏特林等人和此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闵采尔、巴贝夫、布朗基一样，在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时，都主张实行严密的集中制。例如，闵采尔建立的“上帝的选民同盟”（1523年），强调绝对服从和集权的性质，加入“上帝的选民同盟”的人，必须举手宣誓，严守秘密，不惜付出生命来捍卫同盟的事业。巴贝夫建立的“先贤祠协会”（1795年）、“救国秘密督政府”（1796年），在组织结构上分为上层、中层、基层三级，在党的三级组织中，党的最高机关起着集中领导的作用，党的中层组织则起着杠杆作用，向上报告情况，向下传达命令。虽然中层组织这么重要，但却不能与最高机关直接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联络代表进行的。基层组织也是如此，不与中层组织直接发生联系，也要通过联络代表进行。布朗基所建立的“家族社”（1834年）、“四季社”（1837年），从根本上说是仿效了巴贝夫的政党组织的，而且更加强调了组织的密谋性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家族社规定：“绝对服从领导人的指示”、要“像一个士兵那样绝对服从”。四季社的组织形式分“年”、“季”、“月”、“星期”四级，实行单线秘密领导制度。本“星期”的成员只认识本“星期”的领导人；本“星期”的领导人只认识本“月”队的领导人和其他3个“星期”的领导人；作为“月”队的领导人只认识本“季”的领导人和其他2个“月”队的领导人；作为“季”的领导人知道其他季的领导人以及作为“年”的领袖，即“革命代理人”。
魏特林等人组织的“正义者同盟”（1836年），其前身为“流亡者同盟”（1834年）。“流亡者同盟”与上述空想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毫无区别，它实行高级和低级两级组织，一般的盟员只认识自己直接的领导者，而不认识更高的领导人，同盟内实行专制式的家长统治。随着时代的发展，正是“流亡者同盟”内的一些盟员不满于这样专制密谋性质的组织制度，才导致了“正义者同盟”的建立，选择了民主化的改革取向。1838年，魏特林在废除某些阴谋和神秘的传统形式、实施一定的民主方法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尽管如此，“正义者同盟”内部仍然散发着较为浓厚的集权制气息，以至在后来长期的斗争中陷入困顿。1947年1月，“正义者同盟”的全权代表约瑟夫·莫尔拜会了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同盟要彻底摆脱陈旧的密谋传统和宗派主义性质，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指导同盟的改组。正因为“正义者同盟”显示了去除专制集权的决心并以此作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才欣然应允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改造，着手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由他们参与起草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各级组织的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所有盟员一律平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章程》中关于党要实行盟员平等制、各级组织选举制、党代会年会制、工作报告制、撤换制和开除制的规定，以及关于党的活动要公开，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向社会发布，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写的纲领性文献《***宣言》随后不久就在伦敦以单行本公开发行，都无情地荡涤了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政党密谋独裁的痕迹，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民主性质。《章程》还规定，同盟中具有普遍的和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提交全盟讨论”，由集体议决，形成决议。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此时尚未明确规定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集体议决事项在实际过程中必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鉴于《章程》缺乏明文规定的不足，到了1864年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地制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生活根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少数都要服从多数”，应当维护“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时，其中显然包含了服从和集中的原则。民主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集中和统一。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理所当然对少数人具有约束力，少数人不能不执行。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一开始就强调的，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不能遵守者就要开除。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关于政党的组织制度乃至国家政权的组织制度，向来沿用的是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之说，简称为民主制与专制制（或曰集中制、集权制）。民主制与专制制（集中制、集权制）是对立的、性质不同的两种制度。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只能采取民主制，而绝不能搞专制制或集中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人民性。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而“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民主制作为国家制度，只有它才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也只有通过它，而不可能通过别的什么制度而得到发展。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马克思指出，“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党的民主制与集中制也是根本对立的。民主制强调党员的民主选举权利，强调少数服从多数；集中制则强调领导的权力和意志，强调多数服从少数；民主制强调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集中制强调权力中心在领袖个人，或者在一个领袖集团。可见，党的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对立，实际上还是民主制与专制制在党内的对立。为此，184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必然要创用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对此，恩格斯在晚年评述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时，完全是在基于民主制和集中制相对立的前提之下，来确立党的民主制原则和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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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集中制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又是怎样思考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呢？应该说他是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分野、对立的基本思路来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的。在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指出，俄国是“专制制度”的国家，而非具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制度”国家。书中在标题：（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之下，列宁说，“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为此，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主张建立具有密谋性质的集中制的政党。因为列宁深知，实行民主制需要三个条件：“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即建立公开制、选举制和监督制三个制度。而这三个条件，在当时专制制度的俄国根本就不存在。列宁甚至以嘲笑的口吻说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举行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1904年2月至5月，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更明确地把“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表述为“集中制思想”，指出“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列宁从理论上明知民主制与集中制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组织原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的是民主制，为什么列宁组织和领导的党还提出要实行集中制呢？其实通读列宁所著的《怎么办？》后，答案非常清楚，我们很容易获得解释。这是因为，其一，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在是万般无奈而选择集中制的，在专制制度的俄国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民主制。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既然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斗争，为此党就只能采取和通过集中制的方式，把党员和人民组织起来。这个道理，列宁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可以理解的。其二，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择集中制，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坚强无比的、意志坚定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来行使，他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行使集中制的。实行这样的集中制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而是合理的。虽然无产阶级政党搞了“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但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搞的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因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虽然搞的也是“密谋活动”和“专权独裁”，但这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也无需在意受到这样的责备。
那么，列宁提出来的集中制究竟包含着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根据《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的论述分析，主要有4项：（1）党要组成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些人无需经由选举产生；（2）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但它们应服从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监督，接受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3）坚决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4）要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列宁指出：“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由集中制包含的上述这些具体规定来看，列宁提出来的集中制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民主制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集中制所导致的不是自下而上地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组织和一切领导职务，然后实行上级对下级的指挥；而是直接采取了指定各级领导职务并由上层领袖对下层群众下达命令指示，实行下级听命于上级、上级机关对下级组织的完全掌控。显然，这样的集中制完全排除了民主制中任何的民主因素和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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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宁在受到卢森堡的批评后提出民主集中制
列宁在提出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后，曾经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罗莎·卢森堡的批评。1904年7月，罗莎·卢森堡针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中阐述的集中制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指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陷入了“极端集中主义”的迷途。她认为：这种“极端集中主义”实际上将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将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连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也不能幸免。“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强调：“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否则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少数人独裁。
对于卢森堡的批评，列宁十分气愤地说卢森堡是歪曲了他的思想，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否定了党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列宁多少也从卢森堡的文章中得到了启示，因为他毕竟知道，集中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理的，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确立的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应该说，列宁吸取了卢森堡一些有益的意见，经过认真的思考，终于开始修正原来所提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也由于1905年发生了俄国革命，出现了人民革命运动的不可阻挡之势，迫使沙皇在宪政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开始允许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组织政党的自由。这是前所未有的，似乎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了摆脱从前在秘密状态和警察迫害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时机。适应着这样的形势变化，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指出，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有6条：(1)少数服从多数；(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实行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4)党的-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这6条规定足以说明，在经历了与卢森堡的争论后，列宁在理论上完全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规定，保持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立场的一致性。6条原则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卢森堡批评的回应。可见，卢森堡的批评对列宁阐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起了重要作用，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该篇文章中列宁也强调指出，这些民主制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在具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例如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拥有这样的政治自由条件；“但是在秘密组织中就不同了”，实际上无法做到民主制的这些规定。这就为在俄国的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保持着集中制的做法留下了余地。
正是基于理论上的科学要求和现实中的残酷无奈，使得列宁转而把民主制和集中制结合起来，提出民主集中制。1905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根据列宁的提议，同年4月召开党的四大，大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正式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那么，列宁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究竟作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根据《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党的组织原则”的论述，主要有以下5项：（1）民主集中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它的民主原则，而在别的范围有困难，并不可能取代其他范围的集中制；（2）要把党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区别开来，秘密机关不可能实行民主原则，也只能实行集中制；（3）在某些层级可以进行选举，即不是在全部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选举，这些选举只是一些小范围的选举，如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4）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5）开展公开的社会活动（出版、集会、结社、工会活动等）时，以不能危害党组织的秘密性、完整性为准则。
虽然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没有直接作出说明，但通过对以上所作的5项规定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得知，民主集中制是指在一些具备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必须运用民主制的方法手段开展党的活动，如进行选举、召开会议、作工作报告等，而对于党的其他相当大的范围而言，仍然只能实行集中制。可以说列宁此时创建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对原来完全集中制的一种修正，是在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中加入民主制部分。因而，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不过，两相比较，实行民主制的范围较小、层次较低，民主制在党内处于从属的地位；而集中制的范围较大、层次较高，是其主要部分，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因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以集中制为主体的。当然，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部分，虽然民主制部分很小，但它与集中制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彼此隔绝、互不影响的，恰恰相反，其中的民主制会对集中制产生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党内决策方面。由于在一些党内基层组织实行民主，会使实施集权专断的领导者听到不同的议论，择善而行，从而在实行集中制时不至于偏离正确、理性的轨道。把列宁在1905－1906年创立的民主集中制理解为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结合，集中制起主要作用，这也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贯主张的观点。《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所编写的“民主集中制”条目明确指出：“苏联***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在这里首先列在前面和强调的是集中制，其次才是民主制。
应该看到，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实行民主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因此，1917年7月六大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和决议。到了1934年，苏共***通过的《苏联***章程》更对民主集中制作了如下表述：“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这些规定表明，它与当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关于组织原则和制度的规定已没有什么区别。从理论上说，此时的民主集中制已是民主制，完全可以称之为民主制。只是由于历史的习惯，苏联***没有把它改为民主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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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短的结论
以上本文已分别论述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以及列宁在最早提出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集中制而在考虑了卢森堡批评意见的合理性后依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从中可见，最初于1905－1906年时产生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1847年诞生的民主制，而在1917年之后的民主集中制才逐渐接近于和等同于民主制。因此，无论从时间上的前后区别来看，还是内容上的从差异到一致的情况来看，都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提出来的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后来才出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际体现，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不能从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出发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制，而要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民主制出发去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正确地梳理和辨正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的关系应该是，列宁于1905－1906年时产生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1847年诞生的民主制，而在1917年之后的民主集中制才逐渐增强了民主制，等同于民主制。而现有的普遍流行的说法，实在是舍源逐流、本末倒置。
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说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实际体现，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始作俑者是苏联理论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所收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时，加了一个注（即238注），指出“同盟所有的组织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从而武断地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观点。苏联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用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借以抬高民主集中制的地位，而且有意造成民主集中制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和制度的模象。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非常有害的，其一，它把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认定的民主制，公然说成是民主集中制，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关于民主制的基本观点，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强加；其二，它把真正由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有的思想，似乎列宁只是创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无形之中也贬低了列宁的地位；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之间真实的关系，即民主集中制源于民主制和集中制并最终回归于民主制，而不是相反。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苏联理论界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组织原则说成是民主集中制，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服从”问题，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就是在强调集中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上，因而，完全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组织原则说成是民主集中制。本文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只有民主制和集中制才是根本的两种政治制度，也是对立的两种制度。民主制中自然含有集中的因素、特征，但它本身不是集中制，不具有根本制度的属性，因而绝不能因为民主制中具有集中的的因素、特征，�***墒敲裰骷兄疲佣砦蟮匕鸭校ㄖ皇亲魑裰髦葡碌囊桓龅囊蛩亍⑻卣鳎┯胱魑局贫鹊拿裰髦撇⒘性谝黄稹Ａ心岢龅拿裰骷兄疲导噬鲜谴用裰髦坪图兄婆缮隼吹模敲裰髦坪图兄屏礁鲋贫鹊慕岷希饫锏募校∏【哂懈局贫鹊氖粜裕仓荒苁羌兄啤Ｒ虼耍绻崖砜怂级鞲袼固岢龅拿裰髦扑党梢彩敲裰骷兄疲偷扔谒德砜怂级鞲袼挂仓髡虐衙裰髦坪图兄平岷显谝黄穑蔷臀ケ沉耸率担缘檬值幕拿恕�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制的关系，只能合理地理解为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发展和变革回归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小于其中的集中制，并从属于集中制；一种是其中的民主制大于其中的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由此，无论如何应该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民主制，其地位和品格都要高于民主集中制，而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甚至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下。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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